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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吳昭新《細說俳句:漢譯(華語、台語)日本歷代俳句》
讀了《細說俳句:漢譯(華語、台語)日本歷代俳句》。2024年1月11日開始讀,18日於早大圖書館讀完。 作者認為好的俳句應該是簡潔而含蓄的,能夠用最少的字表達最豐富的情感和意境。在漢譯俳句方面,作者提倡使用不超過十個漢字的形式,以保持俳句的精煉特性。 看了下華語和臺語譯。感覺臺語應該是有推敲的。但是好像一些詩意的部分是依靠漢語書面語(文言)或者說漢字的意象來發效的——這麼說可能有點得罪人了。不過,把漢語書面語(文言)看作是臺語中和日常口語同樣,在另一個維度上富有着生命力的成分也未嘗不可。 日語俳句的漢譯之外,頗有幾篇介紹性、評述性文章。相互之間重複的內容有些多,大概是集結起來的時候未加篩理的緣故。畢竟看起來也是自出版的樣子。 這些文章裏,對臺灣、日本的日語俳句,以及漢俳的歷史的資料整理很多。也有一些文章表達作者自己的觀點,認爲要越過「季語」之類的表象,直達俳句的本質。由於地理和文化的差異,例如臺灣的季語,就可能與日本有所不同。因此,當地的俳句創作可以考慮使用與本土文化和氣候相符的季語。根據作者的論述,這一點算是繼承了黃靈芝的看法。——順帶一提,作者好像對所屬結社主宰黃靈芝過世後的現狀很不滿的樣子。 「灣俳」一語,似乎定義有所伸縮,蓋指臺灣的俳句耶?臺語的俳句耶?作者認為「灣俳」應該融合臺灣本地的文化和語言特色。他支持使用臺語和客家語等本土語言來創作俳句,以展現臺灣的文化多樣性。 至若「漢俳」,作者持有一定的保留態度。他認為,雖然「漢俳」以漢字書寫並試圖模仿日本俳句的形式,但在內容、結構和詩情上,更像是一種短小的漢字詩歌,而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俳句。這表明,作者認為漢俳與日本的傳統俳句在本質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尤其是在表達方式和文化內涵方面。 作者觀察到,當代的俳壇具有多元化的特點,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俳句創作展現了各自獨特的文化特色。他提倡俳句作為一種文學形式應該跨越語言和文化的界限。 觀畢全書,能感受到作者強調俳句作為一種短小精悍的詩歌形式,其美在於簡潔和深邃的意境。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俳句創作應保留這一本質,同時結合本土文化特色。 2024年1月18日作,2月20日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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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 Agua de Barcelona
Hoy me he enterado de que en Barcelona el agua del grifo no se puede beber directamente, porque es agua de mar. Pero en España, como en Madrid, el agua sí se puede beber directam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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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度個人聽歌記錄
最近Spotify開始提供年終盤點的閱覧了。好多網友都在社交媒骵(像是Fediverse——包括長毛象、Instagram等等)分享了自家的音樂好品味。我一看,覺得有趣,也未能免俗,獻圖如右。 路途 我用Spotify,是上了大學往後的事了。 用Spotify之前,最早是Windows系統自带的音樂軟骵,歌詞永遠難忘: 是誰 在敲打我窗 蔡琴《被遺忘的時光》 後來用上千千靜聽——時值小學,電腦尚處於單機狀態之時。這款軟體,那辰候也可行時了。 後來電脑連網,一次尋歌,偶然間發現了蝦米音樂網。凱爾特音樂,就是在此相遇的。我可太喜歡凯爾特音樂的氣質了。連带着,凱爾特人的繪畫藝術、思想文化(像是神話,以及原始信仰與基督教的合流)都深深吸引着我。那時的我盡可能搜集資料來讀——百度貼吧(那時候貼吧神人多)、維基百科(彼時在中国未被有司牆);最直接的就是在蝦米網的討論區看大神分享的知識包,圖文並茂,收獲良多。記得許地有位大神,還寫凯爾特音樂之樂評,文筆之好,使人如入歌中境界,羨豔不已。好想像伊那般會感受會寫啊!——初中生的我在螢幕前暗想着。我後頭也建了許多凱爾特音樂的精選集,還有摩爾莊園用曲的精選集——時還頗有些人收藏。話說,我也是因為蒐集《摩爾莊園》的用曲,發現場景「前哨站」用的是《指環王》的配樂,從此一入中土世界不復返——不少米飯都是這樣哩。 進到高中,同學們都用網易雲音樂,會將自家中意的歌曬到QQ空間。我一開始尚堅決地維護蝦米網,因時傳聞指網易很多歌曲資源係由蝦米盗取的。唯同學見我維護着什麽的這副樣子,蓋如歞囝一樣。後來蝦米有自己的商業化擧措,加諸站方對討論區也疏於維護了,氛圍很差,令到用户覺得網站変質。我也𨍭投網易陣營;好友得知,更表示歡迊。那時網易官方有做從蝦米爬取收藏與歌單搬運過來的功能,我順勢用之。大部分的歌,甚至是很多二次元的,都搬過來了;唯凯爾特的,可能界隈尚屬小衆,闕漏爲多,成為遺憾(何以抱憾?後述)。雲村(網易雲音樂的愛稱)不枉爲二次元基地,我與大量二次元樂曲相遇(甚至包括很多小衆同人社團的碟子,鬼知道有無獲授權);東方,就是以此為契機,由同人樂曲入的坑。高三的時候,盖有情緒催化,對於以前很看不上的國語歌大為改觀,最喜的就是傍晚,金星的啓引下,走在自飯堂回教室的路上,聽的《夜空中最亮的星》。在雲村還遇到很多很棒的粵語歌、J-pop和臺語/閩南/潮語歌。我搞了福州話的歌單,也忝受了點收藏。 言歸正傳,大學以後,有了純属於自己的電脑,較有空閒搗鼓技術與軟骵,自然而然用起了作為「国外软件」的Spotify。原因其實係顏值來的——界面、用色、字骵,好有設計感啊!大量的使用,要從去了日本開始——那會ㄦ˙在寓所安了個谷歌音箱,用安卓手機可較方便地以之播Spotify。大無限樂團,就是我第一個在上面遇到,並喜歡上的組合——他們有唱過《犬夜叉》的歌耶。《法扎》也是在上面聽的。Spotify的推薦機制太神奇了,它發現我喜歡某類語種或是曲風後,就會給我很精準地推送相似的曲。藉此我收穫了大量好聽的J-pop,還有國語歌、粵語歌、臺語歌。最重要的是,被推送到蘇格蘭、愛爾蘭、威爾士、布列茲的凱爾特歌了。 也用了一段時間的豆瓣電臺,收穫了一支學院派組合的專輯。 離散 話說蝦米後來被阿里收購了。再後來,阿里音樂部門業務調整,蝦米網要被關了。我一邊忙著尋找把歌單導出來的方法——我看到個付費方案,但心有不甘,想再找找免費的——一邊急忙把這消息分享給另位中意美的存在,喜歡聽影視原聲的朋友,伊止是淡淡地說: 没事 没了就没了吧 我突然。突然我也不想再導出來了。我曾經搬了一些到雲村後,後來手動標了一些在豆瓣,後來又手動添了一些到Spotify:總是未有完整地從蝦米救出藏歌來。蝦米上我做的歌單,我總懷想著,以爲代表我一時期之情趣,以爲為人所賞識者,以爲完美,又懶於完全搬運,以爲永存於彼處,挨延至彼時。我當時也忙,說服自己放棄掉算了,第一次從紀錄慾裏罷下手來。 我,或者我們,都是一直在遊蕩著,一直離散著的啊。每次我們勉力想把什麼搬到哪裏去,總不能完全遂願;罔算真的逐個搬好了,卻再也不似原來的了。 但我總又遇到了些新的。一些新的曲風。我總的審美還是沒變,還是偏愛凱爾特的音樂。在這個大方向下,於Spotify收藏了好多以前在蝦米都沒機會聽到的金曲。有時隨機推送,又會聽到些在雲村未曾找到,以爲再也碰不到的蝦米老歌,則恍然失神,度過一個下午。 纔聽的時候,涼臺外午後的陽光還照著一樹的銀杏葉;回過神來,薄暮的星已悄然登上了山坡。 (這篇是用Apple Pencil手寫的,所以頗有些異體字,或字形有不一,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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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对民族语言、文教事业的钳制
按 《今日的苏联是各族人民的监狱》一书,由大连海运局工人理论组编写,人民出版社以1978年1月出版,统一书号:3001-1601。 「各族人民的监狱」(俄语:тюрьма́ наро́дов,英译:prison of the peoples)这一提法,语出列宁,最早在1914年使用,用来批判当时俄国的民族政策。该提法将俄罗斯帝国视为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 而这本冠以「各族人民的监狱」之名的书,批判「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统治者令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变质;被放在「变质」之前的指涉对象,即是「列宁亲手缔造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书主要提到了苏联对「伟大俄罗斯民族」观的夸大,以及对俄国对非俄罗斯民族的侵略的美化。还描述了中亚各国人民通过旷工、怠工、集会、游行等方式进行反抗。该书预言,各民族的反抗斗争将导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彻底解体」。 前日正好翻到手边此书,其中描述苏联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钳制的章节,恰觉有古月今尘之趣,于是将原文电子化,用字、标点,一仍其旧,镌诸陋斋,以资殷鉴。 该部分位于全书之第四章,标题为〈摧残民族文化,扼杀民族意识〉。行文结构如下: 以下,引用开始。 四 摧残民族文化,扼杀民族意识 俄国老沙皇曾经说过:“只要一个民族还保持自己的信仰、语言、习俗和法律,这个民族还不能认为己经被征服了。”老沙皇为了彻底征服国内各个民族,巩固它的反动统治,除了政治上的野蛮屠杀与镇压和经济上的疯狂压榨与掠夺之外,并且凶残地摧残民族文化,扼杀民族意识,强迫“异族人”俄罗斯化,使他们忘记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和法律,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下忍受黑帮地主与反动资产阶级的残酷统治。列宁指出,“在沙皇制度下,对其他民族的民族压迫是空前残酷和野蛮的,它使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对君主政体积下了深仇大恨。对于那些甚至禁止使用本族语言、使人民群众目不识丁的人的这种仇恨,扩大到全体大俄罗斯人身上是不足为奇的。”(《列宁全集》第26卷第322页) 苏修新沙皇完全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变本加厉地推行一种残暴的豺狼般的政策,即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竭力扼杀各个民族中间任何民族意识的萌芽,野蛮地摧残他们的文化,阉割和歪曲他们的历史,压制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并用民族接近与融合作幌子,强力推行俄罗斯化,最后达到消灭民族的目的。[以上为原书第91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 ㈠强制推行俄语,压制民族语言 俄国老沙皇说过:“没有任何东西能象语言统一那样,把被征服者和胜利者联结在一起。”他们诬蔑非俄罗斯居民所使用的语言是“狗的方言”,鼓吹俄语是政权统一的工具,强制非俄罗斯人民放弃本族语言,把俄语作为义务国语使用。规定每个学校从低年级开始就必须讲授国语。一切官方文牍都必须使用国语,不能使用当地民族的语言。沙俄当局宣布:“在乡以及村公所,所有公文都应当以俄文书写”;“涉及其他民族,即异族人的判决书,应当无条件地以俄文书写……申请书和申诉书应当用俄文书写,签名也应当用俄文。”[〔苏〕《现时期民族关系与国家》莫斯科1972年版第60页。(按:如无特别说明,以下注释皆为原书注。)]在这种残酷的压迫下,许多少数民族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十月革命后,根据列宁的主张,取消了义务国语,保证居民能够用各种当地语言在学校中授课。布尔什维克党帮助受压迫民族发展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保证在一切苏维埃机关中有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要求到各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应当学会和使用当地语言,并且要在宪法上“应当严格规定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并对这些规定进行特别认真的检查。”(《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3页)在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曾经帮助几十个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建立起自己的语言文字。在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的形式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积极帮助各少数民族发[以上为原书第92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展科学、教育、文学和艺术。许多民族都有用本族语言发行的报纸。在各个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建立科学院和艺术剧院,在各个民族中涌现出大批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和优秀的科学工作者,例如在文学方面,出现了国内外闻名的哈萨克民间诗人江布尔和乌克兰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在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都用各种民族语言出版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苏联境内各民族的文化和艺术走上了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道路。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倒行逆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完全背弃了列宁主义的原则,紧步老沙皇的后尘,疯狂地摧残民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排斥民族语言,强制各族人民将俄语作为国语使用。 苏修叛徒集团疯狂地鼓吹,俄语已经“成了一种公认的世界语言”[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12月21日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的报告。]。他们胡说什么:俄语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是世界语言中潜力最丰富的语言”[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在全苏俄语学习问题科学实践会议上的报告。],而其他民族的语言都是次等的语言,都是“依附于俄语”,都是“在俄语的影响下”,才“使这些语言具有劲头和力量,使它们优美灵活,丰富多采”[吉尔吉斯共产党第一书记乌苏巴利耶夫:《列宁主义——各族人民友谊与兄弟合作的源泉》。]。因此,苏修叛徒集团进而宣布,要用俄语统一全国语言,甚至全世界的语言。“历史表明,语言统一正在经过广泛掌握最流[以上为原书第93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行的民族语言之一来实现,这种语言在苏联现实条件下就是俄语。”[〔苏〕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338页。]他们大肆叫嚣,在苏联要“造成一个民族,一种语言”。而除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各个民族语言,统统被苏修叛徒集团挤兑在衰退与枯竭的状态之中,统统被宣判死刑,被列入到从历史舞台上消除的行列。他们在报刊上公开地叫喊,在现阶段的苏联,如果有谁还在“积极地掌握自己的民族语言,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民族语言在群众的口语中逐渐贫乏起来,消失了自己的表现能力,消失了自己的适应性与易懂性,它逐渐变成很不自然地用其它语言做遍注解的行话。因此,生活在自己共和国内的人们,比较聪明的是忘记自己民族的语言,不去使用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的话。”[〔苏〕《苏联各民族的接近与民族语言》莫斯科1972年版第195页。]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用俄语统一全国语言,最后消灭各个民族语言的罪恶目的,采取了一系列野蛮的措施和卑鄙的手段强制推行俄语,压制民族语言。这些措施有: 由于苏修叛徒集团这样猖狂无忌地强制推行俄语,压制民族语言,使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放弃本民族语言,改用俄语。根据人口普查材料,苏联境内许多非俄罗斯族使用本族语言的人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是在城市里更为显著。例如,在从1959年至197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乌克兰族人口中使用本族语言的人的比重,由87.7%下降为85.7%,城市中则下降为75.9%;白俄罗斯族人口中使用本族语言的人的比重,由84.2%下降为80.6%,城市人口中则下降到63.4%;卡累利阿族使用本族语言的人的比重由71.3%下降为63%,城市中则下降为50.4%。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少数民族的青少年,“已不懂得本民族的语言。”[〔苏〕《苏联民族学》1967年第3期第98页。]基辅两名观众给苏修中央电视台的信中说:“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几乎已经没有本民族语言。”还有相当大一部分青年和儿童,特别是在农村里,他们说的是一种本族语言与俄语杂在一起的混合语,或者是不三不四的代用语。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在日益萎缩,非俄罗斯民族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下面是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使用本族语言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以上为原书第97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 由于苏修强制推行俄语,许多人失去了本族的语言,其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也改变了他们的种族(民族)身份。”[〔苏〕《世界人口手册》莫斯科1969年版。]“这必然带来这样的结果,即一些民族人口增加,另[以上为原书第98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一些民族人口减少。”[〔苏〕塔瓦多夫著《共产主义建设与民族关系的发展》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6页。]苏修叛徒集团正是通过这种卑劣手段,强制实行民族同化,最后达到消灭各个民族的目的。苏修报刊也供认说:“住在俄罗斯联邦的乌克兰人,不仅比重下降,而且绝对数也下降了。这是因为这里的部分乌克兰人显然地改变了自己的民族自觉。”[〔苏〕《统计公报》1972年第5期。] 对于苏修叛徒集团强制推行俄语,压制民族语言,引起了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地进行抵制与反抗。例如,在亚美尼亚的日历本,标语牌和布告上,经常出现这样的词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忘掉你的母亲,但决不可忘记你的祖国的语言。”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大学,乌克兰青年学生拒绝在教室内使用俄语。在基辅,有17位学龄前儿童的母亲给乌克兰共和国教育部写了一份申诉书,强烈地反对苏修当局“破坏和摧残乌克兰语言,反对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部反动的语言政策。”她们说:“我们并不反对他们学习外族语,特别是俄语。但是,我们的子女总得先学会本族语。”她们指责苏修当局“在乌克兰国土上实行的语言政策,是违反宪法、反列宁主义、反党和反苏维埃的。”[〔苏〕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86—288页。] “在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民中间,普遍的都不愿意用俄语。如果有人用俄语问路,他[以上为原书第99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们不是不回答,就是给你指错路。[〔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0年4月20日文章。]在摩尔达维亚正在进行静悄悄的、但是极其激烈的反抗斗争。在大街上,公共场所里,人们都主动地说本民族语,而不去说俄语。在一些高等学校里,大学生们经常举行民族诗歌朗诵会和表演民族舞蹈、音乐。在一次民族音乐晚会上,一个“穿着显然是俄罗斯服装的女报幕员说:“现在请听几首各种风格各个时代的著名俄罗斯歌曲……”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响起了推动椅子的响声。有一半观众示威性地离开了会场”。[〔西德〕《播种》1975年第6期。]在中亚细亚,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语言学家尤达欣1973年在共和国科学院全体大会上说:“把俄语作为本族第二语言的论点是否正确,值得怀疑!”另一位院士兼作家塞迪克别科夫也对吉尔吉斯语言中充斥着说不清的俄文“外来语”强烈不满,提出“吉尔吉斯民族语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善”,“要为纯洁民族语言而斗争”。结果,这两位院士都遭到严厉的处罚,被斥责为“企图将本民族语言与伟大的俄语对立起来”。在格鲁吉亚,作家别瓦兹、贾帕里泽在格鲁吉亚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强烈的抗议,指责莫斯科强行规定格鲁吉亚大学和高等学院的课本全用俄语印刷出版,所有的学位论文和毕业论文都用俄文代替格文。在会上,一个俄国官员解释为什么要在学校里更广泛地推广俄语课的政策时,代表们发出了一片嘘声。[路透社莫斯科1976年6月27日电。]一个格鲁吉亚人气愤地对一位来访的外国人说:“在1976年——我们是俄罗斯的小殖民地!如果我们不是俄罗斯的殖民地,我们今天不知怎么[以上为原书第100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样呢?”[〔美〕《基督教科学箴官报》1976年10月18日。] ㈡残暴地摧残非俄罗斯族的文化教育事业 沙皇政府曾疯狂地摧残和压制非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其凶残和野蛮的程度,真使顽石为之惊叹。它排挤和压制非俄罗斯族文化教育机构,摧残受压迫民族的书报出版事业,力图窒息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它剥夺“异种人”受教育的机会,逼使他们目不识丁,愚昧无知,长期地囚禁在黑洞洞的各族人民的监狱之中。列宁在为第四届杜马代表彼得罗夫斯基起草的讲话稿中,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沙皇摧残民族文化教育的罪恶。列宁指出:“阿雷波的副主教保罗在关于1652年乌克兰人的文化程度的调查材料中说,几乎所有的居民,不仅是男人,而且连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都识字。”“1804年,沙皇圣旨下来,禁止用乌克兰语文进行教学。民族压迫不断地产生恶果。1897年的普查表明,在俄国,乌克兰人文盲最多,他们的文化水平最低。那已经是1897年了,而那时识字的人还只占人口的13%。(《列宁全集》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第3版第16卷第689页)在叶·马尔科夫写的一本《克里米亚杂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在俄国沙皇还没侵占克里米亚鞑靼之前,鞑靼人几乎都受过教育。而在俄国人征服之后,那里到处都是文盲。在爱沙尼亚,俄国沙皇为了使这个被统治的民族愚昧无知,千方百计地把塔尔图大学从爱沙尼亚的人手中窃走。[以上为原书第101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沙皇还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摧毁了几十座学校。沙皇在摧残民族文化教育方面,是一头最凶残的野兽。 十月革命后,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和教育。在许多从来没有学校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起民族语言的学校。列宁曾经指出:“各民族工人的教育政策是统一的。”(《列宁全集》第20卷第219页)斯大林也明确指出:“首先使初等教育成为不分民族的全国公民的义务教育,然后中等教育也如此。”(《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04页)在苏维埃政权初期,还在全国处于经济瘫痪和饥馑状态的时候,苏维埃政府就为乌克兰拨出了大约80万金卢布,为乌克兰的学校印刷教科书。还在30年代初,在乌克兰就有90%以上的儿童上了学,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有13.6万工农青年从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里毕了业。摩尔达维亚从1950—1951年度开始就实行了七年制普及义务教育。1952—1953年度在摩尔达维亚就设有普通初等学校、七年制学校和中等学校1,948所,校外儿童教育机关96所,中等专业学校39所,高等学校9所。总之,各个民族的教育事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地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疯狂地摧残非俄罗斯族的文化教育,把列宁、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从哈萨克草原到西伯利亚养莽丛林中间的庞大的民族语言学校网,给破坏得零落不堪。西方报刊有过揭露说:“尽管仍然缺乏系统化的入学数字,现在已经积累的十分可靠和有说服力的数据充分说明,那些非俄罗斯族学校的入学率在60年代显著地下降,这不仅在赫鲁晓夫任第一书记的时期是如此,在勃[以上为原书第102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当权时也是这样。”[《苏联研究》1974年1月一期中的《苏联教育中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一文。] 在新沙皇的残暴摧残下,今天苏联的民族语言的学校数量越来越少。根据苏修报刊透露,在1932—1933学习年度, 乌克兰共和国内共有中、小学校21,971个,其中乌语学校18,905个,占总数的86%,俄语学校1,001个,占总数的4.6%,其它语言的学校4,067个,占总数9.4%。[〔苏〕库里钦科:《苏联民族关系及其发展》莫斯科1972年版。]但是,到了60年代末期,在乌克兰的两个大城市——哈尔科夫和敖德萨,民族语言学校只分别占总数的4.1%与8.1%。而在一些中、小城市里,例如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已不再有乌克兰人的学校了。[〔美〕《华盛顿邮报》1969年3月17日《乌克兰追求种族的自尊心》。]根据伊凡·久巴的揭露:“在1958年,即使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语学校的学生人数也只有22,000名,而俄语学校的学生人数是61,000名。”[〔苏〕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83页。]也就是说,乌语学校只占总数30%左右。 这种情况,在人数较少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里,更为严重。在1958年以前,凡是以单一民族的名称命名的自治共和国里(例如马里自治共和国,鞑靼自治共和国等),大都有本民族语言的中学。但是1958年以后,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便完全没有了自己民族语言的学校。60年代以后,伏尔加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乌德摩尔特人、马里人、楚瓦什人也失去了自已民族的学校。到1972年以后,在俄罗斯联邦境内,除了巴什基尔、鞑靼、图瓦和雅库特人之外,一些中、小[以上为原书第103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民族几乎都没有了本民族语言的学校。 苏修报刊透露说,今天苏联119个民族中,只有66个民族还存有自己民族语言的学校。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们还荒谬绝伦地鼓吹说,对于那些已经失去民族语言学校的少数民族来说,“不专门设立本族语言的学校和班级,是比较现实的”,因为“它客观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苏维埃民族的统一过程的进一步加强,反映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上述铁一般的事实,确实反映了苏修的民族政策,但它反映的根本不是什么成功,而是苏修民族压迫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苏修叛徒集团把持着教育大权,使它变为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和进行殖民压迫、实行俄罗斯化的工具。一些高等学校已经变成了精神贵族和上层人物的世袭领地。他们利用职位和特权,甚至不惜采取极其卑劣的行私舞弊和冒名顶替等手段,将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子女送到学校里去,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特别是倍受欺凌的非俄罗斯族的子弟,设下一道道高高的栅栏,将他们排斥在高等学校的大门之外。苏修的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招生,名曰“全体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宗教、信仰、财产和社会地位,在教育方面一律平等”,[〔苏〕《消息报》1973年4月5日。]但在实际上实行的却是最污浊的民族歧视政策。那些控制教育大权,把持考场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个个都是最黑心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他们对于非俄罗斯族学生总是给予种种歧视与刁难。一些高等学校的尖端学科,严格限[以上为原书第104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制不准非俄罗斯族青年考入。而且他们规定,每个报考高等学校的学生,必须通过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学两门功课,这就给非俄罗斯族青年增设了更高的栅栏。在相同的情况下,由于非哉罗斯各族人民生活条件更加困苦,再加上语言等等的客观条件,即便在“把分数作为进入高等学校唯一标准”情况下,非俄罗斯青年能够考入高等学校的机会,也远远落后于俄罗斯族。根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显然是加以修饰的统计材料,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例如,1974年每万名居民中的高等学校与中等学校的毕业生,俄罗斯联邦为80人,格鲁吉亚为56人,土库曼为47人,而摩尔达维亚为43人,只及俄罗斯联邦的一半。详见下页表。 上述情况是按加盟共和国统计的,而在各个加盟共和国里除了主要是本族人居住之外,还有其它的民族,如在俄罗斯联邦里,除了俄罗斯人之外,还住有许多非俄罗斯族人,在非俄罗斯共和国里还住有许多俄罗斯人。因此,上表中的数字只能表示一个平均的大概趋势。如果,我们按民族统计的数字来看,非俄罗斯各族人民受教育的水平较比俄罗斯人落后的程度就更严重了。例如根据1970年人口普查材料,每千名10岁以上的居民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俄罗斯族为45人,乌克兰族为35人,乌兹别克族为24人,塔吉克族只有 21人。同期,在每千名10岁以上居民中的文盲人数,俄罗斯族为203人,乌克兰族为241人,乌兹别克族为308人,塔吉克族为314人。 上述情况讲的还是那些成立加盟共和国的民族,致于那些没有建立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就更[以上为原书第105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 为落后。例如,每千名10岁以上的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卡尔梅克、阿瓦尔族只有18人,巴什基尔、印古什等族只有15人,库尔德族只有8人,涅涅茨族只有3人,较俄罗斯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少10倍。这些民族的文盲人数之多,更是十分惊人。在每千名10岁以上居民中文盲的人数,达尔金族竟高达412人,库尔德族高达504人,涅涅茨族高达684人,较俄罗斯族高两倍半。详见下表:[以上为原书第106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 对于苏修叛徒集团这样摧残和歧视非俄罗斯民族教育,非俄罗斯各族人民都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阿塞拜疆代表在1966年与1967年两次最高苏维埃代表会议上讲道,“在阿塞拜疆,教师越来越不够。培养师资的问题在共和国很尖锐。到1970年我们将缺少8,000多位教员。”“高等学校的招生[以上为原书第108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额……减少了。”“学校的建设也是个严重的问题。学生名额大大超过交付使用的新校舍的数量。最近几年来,共和国不仅两班制的学校增加了,而且甚至三班轮转学习的学校也在增加。”17名拉脱维亚老党员给外国党的一封信中控诉苏修叛徒集团歧视非俄罗斯民族教育时指出:“拉脱维亚缺乏用于出版拉脱维亚人的著作和学校课本的纸张;然而,俄罗斯作者的著作以及俄语的学校课本却都出版了。”由于“我们共和国还缺少几百吨纸张”,拉脱维亚学校的学生连课本都得不到满足。敖德萨市的一位公民、乌克兰诗人卡拉万茨基,曾对1964~1965年考入敖德萨工艺学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证明只有43%是乌克兰人,这个数字根本不能与乌克兰共和国或敖德萨市的乌克兰人口比例相适应。他对在高等教育方面这样歧视非俄罗斯族,曾向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检察官提出控诉,要求依法审判共和国高等和中专教育部长达坚科夫。当然,当权者不会因此受审,而控告者本人却不久就被捕押入监牢之中。 在苏修叛徒集团反动统治下,不仅教育情况如此,非俄罗斯族的文化和卫生医疗事业也都受到压制,都较俄罗斯联邦落后。 从卫生医疗事业来看,每万名居民平均到的医生数,俄罗斯联邦为32.6人,白俄罗斯共和国为28.5人,阿塞拜疆为26.8人,塔吉克只有18.7人,只及俄罗斯联邦的一半。每万名居民平均到的病床数,俄罗斯联邦为118.5个,乌兹别克共和国为100.8个,格鲁吉亚为94.0个,亚美尼亚为87.0个。据苏修报刊透露,在格鲁吉亚,“在许多医院,寄宿学校,保育[以上为原书第109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院和学龄前儿童机构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缺点。”“供应单位、采购单位和商业单位对于给保育机构和医院供应食品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对于建立必要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不够关心,常常中断给医院供应的某些药品。”“有些区的医疗机构没有得到充分的药品和其他防治手段的供应。”[〔苏〕《东方曙光报》1967年6月15日。]在摩尔达维亚的农村,“现有的医生数量只能满足需要量的1/3。”[〔苏〕《消息报》1968年6月28日。]在白俄罗斯共和国,“疾病预防网发展缓慢。大多数企业还没有疾病预防机构。”[〔苏〕《消息报》1968年6月27日。]在中亚细亚各国,由于天气炎热,医疗卫生条件极差,“肠道传染病发病率很高。”[〔苏〕《消息报》1968年6月27日。]至于在哈萨克斯坦,情形更加糟糕。由于迁来大量移民开垦生荒地,人们拥挤在狭窄的工棚里和地洞里,传染病泛滥。“但是,这里没有建设医疗预防机构。”[〔苏〕《消息报》1968年6月27日。] 上述讲的还是建立加盟共和国的地方,至于没有建立自已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卫生医疗条件就更差。在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给居民配备的病床和医疗干部是不足的,专门医疗救护组织是落后的。”这一点甚至在自治共和国首都萨朗斯克市都是“特别明显。”[〔苏〕《消息报》1968年6月28日。]在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计划拨给我们的保健用款不足。”“在城市里医院和其它医疗机构仍然不足,而在农村尤其缺乏。”[卡尔梅克代表戈罗多维科夫在1965年12月最高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发言。][以上为原书第110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 对于这种严重歧视少数民族卫生事业,连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卫生和社会赡养委员会主席萨利耶夫也不得不承认说,在各个共和国之间医疗卫生干部的分配方面“有严重的缺点”,“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摩尔达维亚和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医疗机构的建设工作进行得特別坏。”[〔苏〕《消息报》1968年6月27日。] 在文化事业其它方面,对于非俄罗斯族的压制和歧视也是很严重的。以1973年为例,每万名居民平均到的电影放映点,俄罗斯联邦为7个,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为4.7个,吉尔吉斯为3.4个,亚美尼亚只有2.9个,连俄罗斯联邦的一半都不及。每万名居民平均的俱乐部数,俄罗斯联邦为5.8个,乌克兰共和国为5.3个,格鲁吉亚为4.3个,爱沙尼亚为3.5个,乌兹别克则只有2.7个,较俄罗斯联邦低一半多。伊凡·久巴揭露:“乌克兰戏院明显地在走下坡路。尽管在基辅和敖德萨有两个电影制片厂,但是乌克兰电影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基辅和敖德萨两个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不是坏得使人不能相信,就是(除了极少数以外)根本不是乌克兰电影。”[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52页。] 再从报刊发行情况来看,1973年按人口平均的图书发行量,俄罗斯联邦为9.3册,乌克兰共和国为2.9册,土库曼共和国为2.2册,哈萨克共和国则只有1.6册,较俄罗斯联邦低80%。同年,按人口平均的报纸发行量,俄罗斯联邦为193.2份,乌克兰共和国为86.9份,塔吉克为65.8份,乌兹别克则只有60.5份,只及俄罗斯联邦的30%左右。至于许多居住[以上为原书第111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在本共和国以外的一些民族和只建立自治州与民族区的少数民族,则根本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民族出版事业。例如,“住在苏联的350万犹太人只有一家报纸和一家杂志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的,而这只是在他们的自治区内。”[拉脱维亚17名老党员给外国党的信。]在俄罗斯 [以上为原书第112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联邦的库尔斯克、沃龙涅什、库班、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许多区域里,早已形成乌克兰人定居的固定地区,在哈萨克生荒地开垦区有数以万计的乌克兰人,“但没有一张当地出版的报纸,没有一本当地出版的书籍”[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01页。]。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化、卫生事业的详细情况见上页表。 ㈢篡改、阉割和歪曲历史,扼杀民族意识 斯大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6页)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同化以至于最后消灭各非俄罗斯民族的罪恶目的,不仅用强制推行俄语来压制民族语言,用移民和改变领土疆域来破坏非俄罗斯民族的共同地域,用种种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条文和法令来摧残民族文化和民族特点,而且更毒辣的是,对于形成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民族文化特点的历史,进行恶意的粗暴的篡改和歪曲,不准出版和发行正确阐述民族历史的书刊和文章,残酷地镇压和迫害真实地阐述民族历史的人,扼杀民族意识,使非俄罗斯民族人民逐渐地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遗产一无所知。 在乌克兰,许多著名的乌克兰历史学家的著作根本得不到出版,甚至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有关民族政治斗争[以上为原书第113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的文献和联共(布)有关民族问题的一些决议也不能再版。乌克兰出版界刚刚破除禁例,立刻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指责:“一些书报,杂志的文章,乌克兰个别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口头发言,都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错误和曲解,存在着恢复历史学家格鲁谢夫斯基及其“学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含义概念的企图。”[《赫鲁晓夫言论》第2集第126—127页。] 对于稍微真实一点地阐述民族历史和抒发民族感情的书报和作者与出版者,立即进行围剿与迫害,甚至地位很高的人也难幸免。乌克兰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岗察尔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大教堂》,书中赞扬了乌克兰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遗产,立即遭到围攻,报刊上点名批判,被指责为“套上狭隘的民族主义枷锁”,“把本民族特点作为一种优越性一味加以强调,”“夸大和吹嘘本民族的古迹”,等等。一位作家由于在早些时候写了一篇赞誉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被开除出党,撤销职务。还有一个记者因为挺身而出撰文反驳攻击岗察尔的文章,也遭到了相同的命运。至于岗察尔本人,虽经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一再袒护,但终于在1971年9月,被撤销了乌克兰作协第一书记的职务。其他的人因为阐述民族历史和文化而遭受迫害的更是不计其数。外电报道:“在苏联警察最近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镇压中,成百名知识分子受到严格审查。大部分人的罪名是,编述非苏联的乌克兰历史书,或者是写了歌颂乌克兰历史的文章。”[〔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0年1月20日。] 谢列斯特本人,也因为写了《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以上为原书第114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在报刊上受到点名批判,指责这本书“过多地渲染了过去的乌克兰”,“激起民族主义的幻想和偏见,激起民族局限性和妄自尊大”,“脱离苏联历史”来说乌克兰历史,把乌克兰的经济成就同苏联的整个发展“隔绝开来”,只强调乌克兰共和国的“经济自给自足”等等。并且在乌克兰多次召开党的会议和积极分子会议上,专门对这本书进行批判,最后把它作为谢列斯特的“罪行”之一,撤销了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今天在苏联,民族历史的研究和出版成了禁域,除非由苏修叛徒集团及其所豢养的御用学者、反动文人宫修国定之外,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涉猎;否则,一切迫害都会压到你的头上来。赫鲁晓夫曾经警告乌克兰的一位“使者”说:“不要碰这个问题,你会碰断脊梁骨的。”[引自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375页。] 在格鲁吉亚,70年代初曾经先后出版了一些阐述格鲁吉亚历史和民族文化的书籍与文章,例如格鲁吉亚民族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西达莫尼泽编写的《1917—1921年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史》、历史学家梅纳布克的《格鲁吉亚民族国家体制发展的几个问题》、作家德日帕里和班吉拉泽在《格鲁吉亚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两篇赞颂格鲁吉亚女皇塔玛拉的文章,以及马列主义研究院格鲁吉亚分院编写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历史概要》等等。苏修当局立即发动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先是由苏修党中央作出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决议,强调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同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接着,把进行“反击斗争”不力的格[以上为原书第115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格共中央宣传书记淡哈卡雅和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洛拉什维利撤了职,对于这些著作的作者、出版者和研究单位与审查单位负责人都给予严厉的处分,其中包括:格鲁吉亚共和国出版委员会主席、电影委员会主席,马列主义研究院格鲁吉亚分院院长、格鲁吉亚党报《东方曙光报》主编、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考古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和作家协会的负责人等,都因此撤了职。同时,还发动全国报刊对这些著作进行“毁灭性的批判”。把对民族历史、民族生活、民族尊严、民族荣誉最普通的客观阐述,都扣上“狭隘民族性”、“地方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把过去理想化”、“同民族的传统友谊、相互谅解和相互尊重相对立”等等的帽子。而且还召开了格鲁吉亚各级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把加强同俄罗斯民族的友谊放在重要地位”的问题。 在残酷地镇压真实阐述民族历史的人的同时,苏修叛徒集团又用种种卑劣的手法,肆意篡改、阉割与歪曲民族历史,用一些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泥潭中扒掘出来的谎话,编造理想化的“共同祖国的历史”,实际上是现代版本的俄罗斯帝国和现代沙皇俄国的历史,以此来进行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民族联邦爱国感”教育,“共同祖国和一家人的感情”的教育。 苏修叛徒集团篡改、阉割与歪曲历史的手法,是十分狡猾然而又很愚蠢,十分机伶然而又很粗暴,十分巧妙然而又很拙劣,十分虚伪然而又很放肆,他们用今天的卑鄙来掩盖昨天的卑鄙,用编造的历史神话来粉饰和注解今天的侵略和镇压的[以上为原书第116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罪恶行为。 第一,把对民族地区的武力征服和疯狂侵略歪曲为“自愿合并”和“自愿结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在许多著作中明确地指出,在俄国占优势的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俄国是个贪得无厌的侵略者。几百年来,沙皇俄国从它毗邻的国家和民族的手里掠取了大量的土地,这里除了赤裸裸的武力侵占,就是讹诈、欺骗和玩弄阴谋,根本没有什么“自愿合并”和“自愿结盟”。恩格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里根本谈不到使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各个分散的亲属部落重新合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抢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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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毛象(Mastodon)简介:多中心化、细粒度公开、多样时间轴
随着Elon Mask对Twitter推进大刀阔斧的「改造」,越来越多的人逃离推特,投奔联邦宇宙的一员——Mastodon的怀抱。Mastodon何许物也?一言以蔽之,是一个自由开源的多中心化分布式微博客社交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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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ChatGPT讲福州话
ChatGPT是最近面市的一款人工智能。如其字面意义,该人工智能可以与用户聊天。这几天网民已经开发了许多玩法,例如教写代码、debug[即解决程序问题。]、访问外部网络[ChatGPT原则上不连接外部网络。],甚至探讨灭绝人类的方法、“调教”之成为色情聊天机器人。 突发奇想,教ChatGPT讲讲福州话看看? 确认语言能力 众所周知,ChatGPT能够以英语、日语、汉语(官话白话文)之类教学资源丰富的语言为沟通语言。而按照ChatGPT自己的说法,它使用不同的语言并不会有能力上的差别,因为它“是一个语言模型”,“可以像人一样模仿说话”,但并不如人类一般“真正理解语言”,仅是根据“所被训练的数据来回答问题”。[山月:你可以说汉语吗ChatGPT:是的,我可以说汉语。山月:你说汉语和说英语的时候,有能力上的区别吗?ChatGPT:我是一个语言模型,所以我没有能力上的区别。我可以像人一样模仿说话,但我并不真正理解语言。我只是根据我所被训练的数据来回答问题。所以,无论我说的是汉语还是英语,我的能力都是一样的。(山月按:于东八区2022年12月12日16时10分)] 既然如此,接下来的沟通语文,笔者就选择用简体中文。 首先我们需要确认ChatGPT能否讲福州话——换言之,能否使用福州话词汇,以符合福州话语法的方式组织输出的语言。 先以福州话方言字与官话白话文用字掺着来,确认它的语言能力: 看来它成功理解了“汝”字。这是一个福州话口语常用词[福州话读若ny33。极少数人在书面文章中遇到“你”字会按普通话读音直读为ni33。参见赵麟斌主编《福州话实用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15年,第230页。],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文言文词汇,或曰一个较为典雅的汉语词汇。ChatGPT应当是以汉语(官话白话文)来“理解”这句话的。 笔者加入了一个福州方言词“仈”来向它提问。这个词表示明白、晓得,而加入了这个词,这句话的意思仍基本不变。不过ChatGPT似乎依旧“理解”了笔者的提问。也许它选择将“仈”这个生词略了过去。正如ChatGPT官网上所说明的那样,这款人工智不会尝试追问模糊不清的内容的意涵,而会猜测或忽略其意思,并作出回答——讲大白话就是“哈哈悗去”,糊弄过去。当然这很符合人类的认知与交流方式:如果碰到点什么不懂的都要停下来确认一番,未免也有些太机械了。这也反映出我们可以用与人沟通的感觉来与它沟通。 前行“研究” 前人有没有教成功ChatGPT说一门它未尝掌握过的语言的?现阶段笔者未有找到。 但是,就笔者所知之范围,有人成功以英语为沟通媒介,将自创的语言教给了它,并俾之根据这门语言的构词法生成了更多的新词汇。 看来,只要找准“合作之道”,还是有希望让它讲出福州话的。 教学计划 笔者的初步思路是,先教ChatGPT一些基本的福州话词汇,这样它可以根据已掌握的汉语模型尝试造——机械翻译出一些福州话句子来。笔者推测,如果教得足够勤,我们应该能让它说出一口像样的“书语”——一种带着汉语书面语色彩的福州话。这就像是依伯依姆用福州话读官话报章,或者本地的播音员用福州话播报新闻那样:他们接到的文本都是官话白话文,而在朗读的过程中将一些基本词汇替换为福州话,但是整个句子结构仍然是官话的。生活里如果这么讲话,会被笑话为“拍官腔”(打官腔)。但不能否认“讲书语”“拍官腔”也算一种福州话。 如何解决“官腔”问题?笔者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语法。但是该怎么教ChatGPT以福州话的口语语法,笔者暂时没有很明晰的思路。不过考虑到它是一款能够输入并输出自然语言的人工智能,也许完全可以以说明性文本直接灌输给它语法规则。 准备工作 在进行教学之前,我们需要准备一些语言资源。 笔者先找到了一张福州话的斯瓦迪士核心词列表(Swadesh list)。斯瓦迪士核心词列表得名于其制作者——莫里斯·斯瓦迪士,一位美国语言学家。他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不同的语言,得出一张核心词列表,并认为基本上所有语言的词汇都应该包含这些词语。后来的研究者将这张核心词表扩充到了207个词。而在闽东语维基百科,经过先行者们[此处鸣谢本表的主要撰写者:唐吉訶德的侍從。并感谢以下修订者:牛冬、一位匿名用户,以及我自己。]的不懈努力,此表亦臻于完善,可以一用。下表为举隅(用字按本文写作时的《榕典》推荐用字修订): 英语 福州话 I 我 you (singular) 汝 he 伊 we 侬家 you (plural) 汝各侬 they 伊各侬 this 嚽, 这芘 that 佪, 许芘 here 这块, 这所 there 许块, 许所 福州话斯瓦迪士核心词列表的头10个词 笔者修订过用字与收词后的版本,亦予公开: 除了词汇以外,还有语法。如果对ChatGPT的教学,真的有机会进展到语法这一步的话,笔者计划参考陈泽平先生的《福州方言研究》一书。这本书从音韵、词法、句法等方面,系统梳理了福州话的特色。预计可以用于本次教学的内容有: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最后一章〈附录〉。福州是一座“推普”十分彻底的城市,笔者幼年的福州话水平十分可怜(当然现在也“半咸淡”)。不特如此,又乃对“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犹记幼儿园大班上完“语训班”的笔者回到家,以普通话对家人背诵出上述定义,惹得家人报以“喔唷”。]的普通话极度崇慕,于舌尖上笔头下之“虾油味”,是力绝之而后快。后来“母语觉醒”,对北语产生逆反心理,就是抱着《福州方言研究》附录一章,上面说怎样把土腔改成规范普通话,笔者就反着改回去,如此为福州话的语法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相信这本书所搭建的框架,亦有助于完成是次教学。 此外,还需要确认ChatGPT有否记忆能力。如果没有记忆能力,我们则需要在一串对话之内完成教学与验收工作。于是笔者向它提问:“请问我和你谈话的内容,你会记住吗?以后的谈话也会用到之前谈话中学到的内容吗?”却被告知,它不具备相关能力,而只能对眼前的提问即时作答。看来在教学期间,笔者需要尽量保证页面不关闭、网络不断连。 唤起学习动机——“催眠” 接下来,我们需要唤起ChatGPT的兴趣,让它来学习福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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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艾青《诗论》
艾青在《诗论》中,不仅强调了诗歌的口语性质(艾青《诗的散文美》:“口语是美的,它存在于人的日常生活里。它富有人间味。它使我们感到无比的亲切。而口语是最散文的。我在一家印刷厂的墙上,看见一个工友写给他同伴的一张通知:安明!你记着那车子!这是美的。而写这通知的应是有着诗人的禀赋。这语言是生活的,然而,却又是那么新鲜而单纯,这样的语言,能比上最好的诗篇里的最好的句子。”),还提及了音乐:“我生活着,故我唱吧。”“诗的旋律,就是生活的旋律;诗的音节,就是生活的拍节。”可以看出艾青心目中诗歌具备一定的音乐性。但是艾青在称颂“人类之歌”(“这是最丰富的歌,最多变化的歌,最魅惑我们的歌,最能支配我们的歌……人类是歌者之王”)的同时,指出“诗是诗,不是歌”,“应该把诗和歌分别出来”,“歌是比诗更属于听觉的;诗比歌容量更大,也见深沉。”(艾青前后文也说诗的题材可以有“对于自然的歌唱”,又说“诗,永远是生活的牧歌。”这里举出的“歌唱”行为与歌曲——毋宁说文学——体裁“牧歌”更像是一种比喻而非实指。) 此外,艾青起头就高举“真、善、美”大旗,认为诗是这三者之间的联系。这应当有一些西洋的文脉(context),比如西方进入现代以后为何强调对“真、善、美”的追求,盖有与旧时代将“真、善、美”解释权垄断至“上帝”的世界观抗衡之意味。艾青有过法国留学经历。回归文本,艾青在后文指出:“渴求着‘完整’,渴求着‘至美,至善,至真实’,因而把生命投到创造的烈焰里。”作诗无疑就是一种创造行为。而在真、善、美之后,艾青举出一种道德——“创造的道德”,“在新的社会里,创造的道德将被无限制地发扬。”“爱工作,爱创造,将是人类的类德,(……)”“人类的历史”“人类的文化”都被艾青与“创造”关联,“我们创造着,生活着;生活着,创造着;生活与创造着我们生命的两个轮子。”又认为诗有美丑,要区分“诗人”和“写诗的人”,“前者是忠实于自己的体验的,不写自己所曾感受的悲欢以外的东西(却不是专写个人的悲欢);而后者呢,则只是在写着分行的句子而已。”引用托翁名言:“愈是诗的,愈是创造的。”然后要“抄袭”与“剽窃”“滚它们的蛋”,以为庸俗。(关于庸俗,除了抄袭与剽窃外,艾青所列举的还有“空虚”“无聊”与“嚣薄”。)指出:“诗常是一个诗人的全部知识的反映,从一首诗里可以看见一个诗人对于世界的最具体的见解。” (艾青在《诗的散步》也引用:“诗歌开始于人类语言开始之处。”(波格达夫)而艾青认为“诗歌真正的开始之处该在人类生活开始之处,就是有了人类就有了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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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长毛象社区的一则譬喻
这两天长毛象中文圈诸事端,让我增进对长毛象“社会”的认识。 以前我和没接触过的人介绍毛象机制,用的就是那个最经典的“宇宙——星球——住民”比喻。甚至以此画过一个示意图,发了我这一世人的第三条嘟(还被所在站点的站长转了): 后来我开始觉得这个比喻,它的浪漫色彩盖过了实际我想要指代的东西。因为很显然,在本嘟发表的这一时点,大部分人类还未实现星际旅行与定居。它更需要一些想象力。 我后来采取的比喻是: 关注列表就是人们的通讯录。 打电话给寻呼台(其实我担心寻呼台这个比喻太尖新,换成广场、大庙埕、村口大树下、井户端也可以)就可以收到你想知道的人的动态(在时间线上刷到你关注的人),当然寻呼台也会和居民播报本城实时动态(本地时间轴)与城际实时动态(跨站时间轴)。 当然居民也可以主动打电话给想找的人,聊天,吵架,或者其他(例如@特定用户)。 居民可以决定自己说的话是要让寻呼台记录(公开),还是不经过寻呼台(不公开)。当然可以写只给自家一个人看的日记(私信且不@他人)。 不同城之间的消息可以通过消息灵通人士(大号)传播,也可以通过一些外地的亲朋好友(不同实例的好友)口耳相传。 如果这座城里没有居民和另一个城的居民认识,他们就永远无法直接得知另一个城的事情。(两实例之间如果无用户有关注关系,则收不到彼此的消息。中继站是特殊情况,但是仍然可以怎么地类比一下,比方说消息发达的商贸城市什么的。) 有些城比较大(大型实例),城里就比较热闹。小镇的话,本地就没什么新闻,新闻都来自于大城市。 名人(KOL)说话会有很多人听,伊的影响力甚至会扩张到不同的城邦。 城邦生活的好歹不可避免受到公务员(管理员)和城主(站长)德行的影响,当然也可以有规章约束其行为。这些人有权决定城邦的外交关系(连接或屏蔽某实例),有权禁止居民传播特定人的话语,有权将某居民驱逐出城。 如果对这个城邦的政治不满意,可以迁徙到其他城邦。过去写下的说过的话可以私存(导出嘟文),通讯录可以带走(转移关注关系),还可以留下搬家的启示(声明搬移后账号)。 没有人能通过毛象内部的手段让你永远发不出声,因为这里没有中央集权的上级政府。(所以我打比方的时候不会在城邦之上再说一个联邦,因为联邦也是有中心的。)只有超自然力量(毛象之外的手段),如被精准锁定生辰八字诅咒(报警)、地牛转肩(向服务器运营商等投诉)、大洪水(黑掉服务器)等让人警觉,这种警觉在所难免。 可以发现,这种信息低流通的城邦群,其实很难迫使所有人都关注到同一条消息,消息的流通也依赖于人们迭相传播。甚至会发生消息本文在某处有意无意地断掉,再被用其他的话语转述,从而使不同地方甚至不同圈层的居民对同一件事物产生不同理解的情况。 因为消息层层传播,人们也会产生误会。因为曝光效应,人们熟悉于身边的,以及来往频繁的事物;对于异域则十分警觉,甚至会有地域歧视。 人本能地对信息敏感,所以产生出对报纸(热榜)、黄页(推荐关注列表)等的需求。当然对于是否需要有报纸,不同人有自己的意见。有些人觉得,报纸选题的机制不透明,会设置出一小撮人希望大家注意的议题。当然,如果不满意某报,人们永远有自由另外办一家报馆,另开印务室印自家的黄页。 还可以再把比方继续打下去,不过先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