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我在内的中文写作者，在年轻时都经历过一个较为粗朴的“祛魅”时期。在边疆记者工作中，我们用各种自然监测站点替代寺庙，用地热蒸汽柱替代雪山，用市场替代游牧，仿佛实用主义目光可以让高原半个世纪以来的景观化还原为现实。“还原法”还发展成为一种对传统文化造像的偏见。2009年在拉萨，我与一个汉族朋友、一个藏族学者有过一次关于印度和造像学的谈话，起初，话题关于一位偏僻的藏语诗人更敦群培­——几乎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同代人——他曾在印度（以大吉岭为主）游学12年，从英文接触欧陆思想，并参与组建“西藏革命党”，绘制印藏边界的地图，他的诗作大多佚失不存。我们认为他的诗作大概就像泰戈尔般勉强，来自欧陆启蒙时代的现实感别扭地掩饰在民族语文里，并且和泰戈尔一样，写了若干似是而非的度母和理想国。那一刻，我与汉族朋友都是有点自以为是的卢卡奇。我引述一个壁画研究者的观点，后者认为西藏“不是它自己”，是周边文化拼凑派生的影子，例如因陀罗形象，在西藏的本土化造像过程中派生出数百个分身，但来源都不是西藏原创。我的从事造像学的汉族朋友同意这一观点，认为藏地人物造像往往可以还原或分解为周边元素，某种设色和服饰来自汉地，某种眼型和手势则来自克什米尔，并举出几个印度教和藏传佛教艺术的例子。我们的藏族朋友先沉默着，听完我们的议论，然后说：“我们对一个形象的使用是用于观想。某个造像，也许具有各种来源，但对于我们，它是一个用于观想的真实对象。对于你们，它是可以还原的。对于我们，这涉及到存在还是毁灭的问题。你们去还原的东西，很可能是我们必须肯定的，很可能是我们藏族人的独特的真实肯定。” 这番话振聋发聩。它不该被立刻视为隐忍已久的民族主义心态。在以后的时光里，这次谈话对于我一直起到警醒作用。如果把实用主义目光称为一种“一般化理性”，这次谈话警告我，它不可能总是有效。更重要的是，“还原法”使批评者对一个“独特的真实肯定”视而不见，即使构成其真实性的材料“并不是它自己的”。在我们对异己事物的认识中，有时，实用主义目光表现为一种幼稚病，有时，则表现为一种卑劣的批评——因为我们有意用现实证据否认和取缔他人的“独特的真实肯定”，甚至，一个“独特的真实肯定”被当作地方特色对待——当我意识到并且在生活中不断见证这一点，我开始对此感到愤怒。我开始相信，对他人之“独特的真实肯定”的有意解构，是衰弱和野蛮的表现。如果，来自中央城邦的配置是语汇、趣味和知识材料的无根基的装配，一个“独特的真实肯定”就是最反配置的东西。正是这种“独特的真实肯定”，使它的主体人群不断疏离于中央的类型化、配置和趣味主义。并且，只有当我们自己也经历了一条“独特的真实肯定”之途以后，才有可能作出对于它的真正批评。 王炜《第三世界的“诗与真”（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有自觉的人，听取他人（往往站在伊自己的角度）对自文化的指摘（所谓还原），每会感到说不出的异样。当自文化足够有力时，被指摘文化的从属者尚有底气站出来批评这套指摘是什么新的“-ism”（如东方主义），为自己成为了“他者”而愤慨。而当自己的文化行将没落（比如不再赋予神圣感而只是乌烟瘴气会流目滓的烟火），甚至根本就未曾获得哪怕来自自家人的尊重（如没什么好学的土话），就只能躺平了任人宰割了。想要“敝帚自珍”，也得假借外来符号来解释自文化（如为旧俗挖掘出“现代性”，或者给土话考出上古的本字，想要自证雅正、先进来抵御可惜早已被定义被建构的雅文化、先进文化的碾压），到尾也难免支离矛盾。而被宰割文化的遗民，更多恐连一点可怜的自觉都未曾有过，眼里失去了神（identity），只识埋首为强势文化托卵脬。每有新风潮便引颈张臂，以待沐浴出新的归属感，却又总嫌异质，终于还是一介游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