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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苏联是各族人民的监狱》一书，由大连海运局工人理论组编写，人民出版社以1978年1月出版，统一书号：3001-1601。

「各族人民的监狱」（俄语：тюрьма́ наро́дов，英译：prison of the peoples）这一提法，语出列宁，最早在1914年使用，用来批判当时俄国的民族政策。该提法将俄罗斯帝国视为一个落后的专制国家。

而这本冠以「各族人民的监狱」之名的书，批判「以赫鲁晓夫为首的」统治者令后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变质；被放在「变质」之前的指涉对象，即是「列宁亲手缔造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书主要提到了苏联对「伟大俄罗斯民族」观的夸大，以及对俄国对非俄罗斯民族的侵略的美化。还描述了中亚各国人民通过旷工、怠工、集会、游行等方式进行反抗。该书预言，各民族的反抗斗争将导致「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彻底解体」。

前日正好翻到手边此书，其中描述苏联对民族语言、民族文化教育事业的钳制的章节，恰觉有古月今尘之趣，于是将原文电子化，用字、标点，一仍其旧，镌诸陋斋，以资殷鉴。

该部分位于全书之第四章，标题为〈摧残民族文化，扼杀民族意识〉。行文结构如下：

• 苏联在文化领域，竭力摧残各民族的文化，扼杀各民族的民族意识：
• ㈠
  • 强制推行俄语，压制各民族的语言，命令民族地区的一切机构和军队必须一律使用俄语，日益减少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电影、戏剧及出版物，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强制推行俄语教学；
• ㈡
  • 摧残非俄罗斯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使各民族的民族语言学校数量越来越少，在教育领域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使非俄罗斯族得不到平等受教育的机会；
  • 它还在科、教、文、卫等各领域对非俄罗斯族实行压制和歧视；
• ㈢
  • 篡改、阉割和歪曲历史，扼杀民族意识，对稍微真实一点地阐述民族历史和抒发民族感情的作者和出版社进行围剿和迫害；
  • 使民族领域的研究和出版成了禁区，除了官方的御用文人，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涉猎；
  • 采用各种手法篡改、阉割和歪曲民族历史：
    • 把对各民族地区的武力征服和侵略歪曲为“自愿合并”和“自愿结盟”；
    • 宣传苏联境内各民族之间有“共同的血缘”和“不可分割的共同祖国”，不承认这些民族的独立性；
    • 把苏联和俄国对非俄罗斯民族的侵略，说成是帮助被压迫民族“解除了苦难”“传播了文明”“促进了生产”；
    • 夸大所谓“伟大俄罗斯民族”的作用，为俄罗斯帝国“恢复名誉”。

以下，引用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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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摧残民族文化，扼杀民族意识

俄国老沙皇曾经说过：“只要一个民族还保持自己的信仰、语言、习俗和法律，这个民族还不能认为己经被征服了。”老沙皇为了彻底征服国内各个民族，巩固它的反动统治，除了政治上的野蛮屠杀与镇压和经济上的疯狂压榨与掠夺之外，并且凶残地摧残民族文化，扼杀民族意识，强迫“异族人”俄罗斯化，使他们忘记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风俗和法律，在愚昧无知的状态下忍受黑帮地主与反动资产阶级的残酷统治。列宁指出，“在沙皇制度下，对其他民族的民族压迫是空前残酷和野蛮的，它使没有充分权利的民族对君主政体积下了深仇大恨。对于那些甚至禁止使用本族语言、使人民群众目不识丁的人的这种仇恨，扩大到全体大俄罗斯人身上是不足为奇的。”（《列宁全集》第26卷第322页）

苏修新沙皇完全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变本加厉地推行一种残暴的豺狼般的政策，即不惜采取一切手段，竭力扼杀各个民族中间任何民族意识的萌芽，野蛮地摧残他们的文化，阉割和歪曲他们的历史，压制他们的语言和文字，并用民族接近与融合作幌子，强力推行俄罗斯化，最后达到消灭民族的目的。[以上为原书第91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

㈠强制推行俄语，压制民族语言

俄国老沙皇说过：“没有任何东西能象语言统一那样，把被征服者和胜利者联结在一起。”他们诬蔑非俄罗斯居民所使用的语言是“狗的方言”，鼓吹俄语是政权统一的工具，强制非俄罗斯人民放弃本族语言，把俄语作为义务国语使用。规定每个学校从低年级开始就必须讲授国语。一切官方文牍都必须使用国语，不能使用当地民族的语言。沙俄当局宣布：“在乡以及村公所，所有公文都应当以俄文书写”；“涉及其他民族，即异族人的判决书，应当无条件地以俄文书写……申请书和申诉书应当用俄文书写，签名也应当用俄文。”[〔苏〕《现时期民族关系与国家》莫斯科1972年版第60页。（按：如无特别说明，以下注释皆为原书注。）]在这种残酷的压迫下，许多少数民族已经完全失去了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十月革命后，根据列宁的主张，取消了义务国语，保证居民能够用各种当地语言在学校中授课。布尔什维克党帮助受压迫民族发展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保证在一切苏维埃机关中有使用本族语言的权利，要求到各民族地区工作的干部应当学会和使用当地语言，并且要在宪法上“应当严格规定在加入我们联盟的各民族共和国中使用民族语言，并对这些规定进行特别认真的检查。”（《列宁全集》，第36卷，第633页）在列宁、斯大林领导时期的苏联，曾经帮助几十个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建立起自己的语言文字。在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内容与民族的形式相结合的方针指导下，积极帮助各少数民族发[以上为原书第92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展科学、教育、文学和艺术。许多民族都有用本族语言发行的报纸。在各个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都建立科学院和艺术剧院，在各个民族中涌现出大批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和优秀的科学工作者，例如在文学方面，出现了国内外闻名的哈萨克民间诗人江布尔和乌克兰作家亚历山大·考涅楚克。在各加盟共和国、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都用各种民族语言出版了大量的政治、经济、文学艺术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书籍。苏联境内各民族的文化和艺术走上了共同繁荣的社会主义道路。

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倒行逆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他们完全背弃了列宁主义的原则，紧步老沙皇的后尘，疯狂地摧残民族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排斥民族语言，强制各族人民将俄语作为国语使用。

苏修叛徒集团疯狂地鼓吹，俄语已经“成了一种公认的世界语言”[勃列日涅夫在1972年12月21日庆祝苏联成立50周年大会的报告。]。他们胡说什么：俄语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语言，“是世界语言中潜力最丰富的语言”[乌兹别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拉希多夫在全苏俄语学习问题科学实践会议上的报告。]，而其他民族的语言都是次等的语言，都是“依附于俄语”，都是“在俄语的影响下”，才“使这些语言具有劲头和力量，使它们优美灵活，丰富多采”[吉尔吉斯共产党第一书记乌苏巴利耶夫：《列宁主义——各族人民友谊与兄弟合作的源泉》。]。因此，苏修叛徒集团进而宣布，要用俄语统一全国语言，甚至全世界的语言。“历史表明，语言统一正在经过广泛掌握最流[以上为原书第93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行的民族语言之一来实现，这种语言在苏联现实条件下就是俄语。”[〔苏〕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338页。]他们大肆叫嚣，在苏联要“造成一个民族，一种语言”。而除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各个民族语言，统统被苏修叛徒集团挤兑在衰退与枯竭的状态之中，统统被宣判死刑，被列入到从历史舞台上消除的行列。他们在报刊上公开地叫喊，在现阶段的苏联，如果有谁还在“积极地掌握自己的民族语言，是非常荒谬的”，因为，“民族语言在群众的口语中逐渐贫乏起来，消失了自己的表现能力，消失了自己的适应性与易懂性，它逐渐变成很不自然地用其它语言做遍注解的行话。因此，生活在自己共和国内的人们，比较聪明的是忘记自己民族的语言，不去使用他已经熟练地掌握了的话。”[〔苏〕《苏联各民族的接近与民族语言》莫斯科1972年版第195页。]

苏修叛徒集团为了用俄语统一全国语言，最后消灭各个民族语言的罪恶目的，采取了一系列野蛮的措施和卑鄙的手段强制推行俄语，压制民族语言。这些措施有：

1. 民族地区的一切机构中必须使用俄语。苏修当局规定，在民族地区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厂矿企业，文化部门的公务联系和官方文牍，都必须使用俄语。非俄罗斯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会议、纪念会、党代表会议、科学会议要用俄语进行。”[〔苏〕《苏联民族学》1965年第6期第99页。]“共和国的、市的、州的和大多数区的行政机构以及所有的企业里，都用俄语处理一切事务。”[拉脱维亚17名老党员给外国党的信。]
2. 在军队中一切操令和下达指示，甚至士兵之间的谈话[以上为原书第94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都必须一律使用俄语。因此，苏修当局不断扩大征兵范围，并把各族青年分散编队，派到其它共和国里去服役，等等，这不仅是为了扩军备战和加强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的需要，也包含有强制推行俄语和强制俄罗斯化的罪恶目的。苏修报刊毫不掩饰地供认说：“教非俄罗斯族青年学俄语，不仅是学校的迫切任务，而且也是从事军事爱国主义工作的组织的任务，在军队里则是指导员和政治机构的迫切任务。”[〔苏〕《文学报》1969年4月2日安斯特·萨尔的文章。]
3. 民族语言的广播、电视、电影和戏剧日益减少。苏修叛徒集团上台后，为了压制民族语言，在电台与电视广播中，用非俄罗斯语言广播的时间和节目越来越少。1969年1月，在基辅407个小时的广播中，只有84小时零40分钟是乌克兰语。里加市的电台和电视台，只有13％的时间是用拉脱维亚语广播。在电影和戏剧方面，也都很少使用民族语言。“在乌克兰，俄罗斯剧场也许比乌克兰剧场还要多。作为‘最流行的艺术’的电影，也差不多全是俄罗斯的。甚至由乌克兰制片厂摄制的影片，也用俄语配音后放映，而不是相反。”[〔苏〕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28页。]
4. 俄语出版物不断增加，民族语言出版物不断减少。近几年来，在各加盟共和国的出版物中，用俄语出版的书籍和报刊，在总发行数中所占的比重不断上升，而用各种民族语言出版的书籍和报刊所占的比重，日益减少。例如，根据苏修官方公布的统计资料，从1960年至1974年，在俄罗斯联邦用俄语发行的书籍，由占92.1％提高到92.3％，而同期，乌克兰共和国出版的乌克兰语书籍，却由占发行总额的48.7％降为[以上为原书第95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32.8％，白俄罗斯共和国的民族语言书籍则由28.1％下降为14.1％。杂志与定期刊物的情况也是如此。从1960年至1974年，在俄罗斯联邦用俄语发行的杂志占发行总数的比重，由94.3％上升至95.9％，而同期，乌克兰共和国用本族语言发行的杂志，却由占52.6％下降为36.4％，哈萨克由16.5％下降为12％。
   这种情况，在那些只建立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的少数民族中间，更为严重。例如在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1962年出版的书刊中，俄文版占发行总数的50.3％，莫尔多瓦文占49.7％；而至1965年，俄文版所占的比重提高到75.2％，莫尔多瓦文出版物所占的比重下降为24.8％。也就是说，仅仅在三年之内，俄文出版物增加了24.9％，莫尔多瓦文出版物下降了24.9％。进入7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发展得更是惊人。苏修报刊也不得不供认说：“莫尔多瓦用俄文出版的书每年都在增加，其中有许多莫尔多瓦诗人和作家写的书也用俄文出版，但是把俄文翻译成莫克沙文和埃尔加文的著作正在减少。”[〔苏〕《苏联民族学》杂志1968年第1期第123页。]
5. 从幼儿园到大学都要使用俄语教学。学校是强制推行俄语、强迫少数民族俄罗斯化的重要场所。苏修叛徒集团狠狠抓住这个阵地，强行规定，非俄罗斯族的儿童从一年级起就必须学习俄语，三年级以上就要求用俄语讲课。在中学和中等专科学校里，基本上全用俄语讲授。约有78％以上的中学教科书是用俄文写的。[〔美〕《波罗的海研究公报》1971年第8期。]至于在大学里，几乎全部使用俄语。[以上为原书第96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大学甚至连《乌克兰文学》课都要用俄语讲授。在幼儿园和托儿所里也要使用俄语。这是强制推行俄罗斯化最阴险、最毒辣的罪恶行径。现在，在乌克兰，“除了少数几个例外，城市里的幼儿园和日间托儿所完全是用俄罗斯语的。”[〔苏〕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86页。]

由于苏修叛徒集团这样猖狂无忌地强制推行俄语，压制民族语言，使越来越多的人被迫放弃本民族语言，改用俄语。根据人口普查材料，苏联境内许多非俄罗斯族使用本族语言的人所占的比重不断下降，特别是在城市里更为显著。例如，在从1959年至1970年两次人口普查期间，乌克兰族人口中使用本族语言的人的比重，由87.7％下降为85.7％，城市中则下降为75.9％；白俄罗斯族人口中使用本族语言的人的比重，由84.2％下降为80.6％，城市人口中则下降到63.4％；卡累利阿族使用本族语言的人的比重由71.3％下降为63％，城市中则下降为50.4％。在这种情况下，有些少数民族的青少年，“已不懂得本民族的语言。”[〔苏〕《苏联民族学》1967年第3期第98页。]基辅两名观众给苏修中央电视台的信中说：“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达维亚，几乎已经没有本民族语言。”还有相当大一部分青年和儿童，特别是在农村里，他们说的是一种本族语言与俄语杂在一起的混合语，或者是不三不四的代用语。非俄罗斯民族的语言在日益萎缩，非俄罗斯民族文化受到严重摧残。下面是苏联境内一些民族使用本族语言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的情况：[以上为原书第97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

由于苏修强制推行俄语，许多人失去了本族的语言，其结果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往往也改变了他们的种族（民族）身份。”[〔苏〕《世界人口手册》莫斯科1969年版。]“这必然带来这样的结果，即一些民族人口增加，另[以上为原书第98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一些民族人口减少。”[〔苏〕塔瓦多夫著《共产主义建设与民族关系的发展》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36页。]苏修叛徒集团正是通过这种卑劣手段，强制实行民族同化，最后达到消灭各个民族的目的。苏修报刊也供认说：“住在俄罗斯联邦的乌克兰人，不仅比重下降，而且绝对数也下降了。这是因为这里的部分乌克兰人显然地改变了自己的民族自觉。”[〔苏〕《统计公报》1972年第5期。]

对于苏修叛徒集团强制推行俄语，压制民族语言，引起了非俄罗斯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他们通过各种形式不断地进行抵制与反抗。例如，在亚美尼亚的日历本，标语牌和布告上，经常出现这样的词句：“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可以忘掉你的母亲，但决不可忘记你的祖国的语言。”在乌克兰西部的利沃夫大学，乌克兰青年学生拒绝在教室内使用俄语。在基辅，有17位学龄前儿童的母亲给乌克兰共和国教育部写了一份申诉书，强烈地反对苏修当局“破坏和摧残乌克兰语言，反对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卫生部反动的语言政策。”她们说：“我们并不反对他们学习外族语，特别是俄语。但是，我们的子女总得先学会本族语。”她们指责苏修当局“在乌克兰国土上实行的语言政策，是违反宪法、反列宁主义、反党和反苏维埃的。”[〔苏〕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86—288页。]

“在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的人民中间，普遍的都不愿意用俄语。如果有人用俄语问路，他[以上为原书第99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们不是不回答，就是给你指错路。[〔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0年4月20日文章。]在摩尔达维亚正在进行静悄悄的、但是极其激烈的反抗斗争。在大街上，公共场所里，人们都主动地说本民族语，而不去说俄语。在一些高等学校里，大学生们经常举行民族诗歌朗诵会和表演民族舞蹈、音乐。在一次民族音乐晚会上，一个“穿着显然是俄罗斯服装的女报幕员说：“现在请听几首各种风格各个时代的著名俄罗斯歌曲……”她的话还没有说完，就响起了推动椅子的响声。有一半观众示威性地离开了会场”。[〔西德〕《播种》1975年第6期。]在中亚细亚，吉尔吉斯科学院院士、语言学家尤达欣1973年在共和国科学院全体大会上说：“把俄语作为本族第二语言的论点是否正确，值得怀疑！”另一位院士兼作家塞迪克别科夫也对吉尔吉斯语言中充斥着说不清的俄文“外来语”强烈不满，提出“吉尔吉斯民族语言要从根本上加以改善”，“要为纯洁民族语言而斗争”。结果，这两位院士都遭到严厉的处罚，被斥责为“企图将本民族语言与伟大的俄语对立起来”。在格鲁吉亚，作家别瓦兹、贾帕里泽在格鲁吉亚作家代表大会上提出强烈的抗议，指责莫斯科强行规定格鲁吉亚大学和高等学院的课本全用俄语印刷出版，所有的学位论文和毕业论文都用俄文代替格文。在会上，一个俄国官员解释为什么要在学校里更广泛地推广俄语课的政策时，代表们发出了一片嘘声。[路透社莫斯科1976年6月27日电。]一个格鲁吉亚人气愤地对一位来访的外国人说：“在1976年——我们是俄罗斯的小殖民地！如果我们不是俄罗斯的殖民地，我们今天不知怎么[以上为原书第100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样呢？”[〔美〕《基督教科学箴官报》1976年10月18日。]

㈡残暴地摧残非俄罗斯族的文化教育事业

沙皇政府曾疯狂地摧残和压制非俄罗斯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其凶残和野蛮的程度，真使顽石为之惊叹。它排挤和压制非俄罗斯族文化教育机构，摧残受压迫民族的书报出版事业，力图窒息民族文化事业的发展。它剥夺“异种人”受教育的机会，逼使他们目不识丁，愚昧无知，长期地囚禁在黑洞洞的各族人民的监狱之中。列宁在为第四届杜马代表彼得罗夫斯基起草的讲话稿中，用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沙皇摧残民族文化教育的罪恶。列宁指出：“阿雷波的副主教保罗在关于1652年乌克兰人的文化程度的调查材料中说，几乎所有的居民，不仅是男人，而且连他们的妻子和女儿都识字。”“1804年，沙皇圣旨下来，禁止用乌克兰语文进行教学。民族压迫不断地产生恶果。1897年的普查表明，在俄国，乌克兰人文盲最多，他们的文化水平最低。那已经是1897年了，而那时识字的人还只占人口的13％。（《列宁全集》1931年莫斯科——列宁格勒第3版第16卷第689页）在叶·马尔科夫写的一本《克里米亚杂记》中也有这样的记载，在俄国沙皇还没侵占克里米亚鞑靼之前，鞑靼人几乎都受过教育。而在俄国人征服之后，那里到处都是文盲。在爱沙尼亚，俄国沙皇为了使这个被统治的民族愚昧无知，千方百计地把塔尔图大学从爱沙尼亚的人手中窃走。[以上为原书第101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沙皇还在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摧毁了几十座学校。沙皇在摧残民族文化教育方面，是一头最凶残的野兽。

十月革命后，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和教育。在许多从来没有学校的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起民族语言的学校。列宁曾经指出：“各民族工人的教育政策是统一的。”（《列宁全集》第20卷第219页）斯大林也明确指出：“首先使初等教育成为不分民族的全国公民的义务教育，然后中等教育也如此。”（《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304页）在苏维埃政权初期，还在全国处于经济瘫痪和饥馑状态的时候，苏维埃政府就为乌克兰拨出了大约80万金卢布，为乌克兰的学校印刷教科书。还在30年代初，在乌克兰就有90％以上的儿童上了学，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已有13.6万工农青年从大学和中等专业学校里毕了业。摩尔达维亚从1950—1951年度开始就实行了七年制普及义务教育。1952—1953年度在摩尔达维亚就设有普通初等学校、七年制学校和中等学校1,948所，校外儿童教育机关96所，中等专业学校39所，高等学校9所。总之，各个民族的教育事业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苏修叛徒集团全面地继承了老沙皇的衣钵，疯狂地摧残非俄罗斯族的文化教育，把列宁、斯大林时期建立起来的从哈萨克草原到西伯利亚养莽丛林中间的庞大的民族语言学校网，给破坏得零落不堪。西方报刊有过揭露说：“尽管仍然缺乏系统化的入学数字，现在已经积累的十分可靠和有说服力的数据充分说明，那些非俄罗斯族学校的入学率在60年代显著地下降，这不仅在赫鲁晓夫任第一书记的时期是如此，在勃[以上为原书第102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列日涅夫和柯西金当权时也是这样。”[《苏联研究》1974年1月一期中的《苏联教育中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一文。]

在新沙皇的残暴摧残下，今天苏联的民族语言的学校数量越来越少。根据苏修报刊透露，在1932—1933学习年度， 乌克兰共和国内共有中、小学校21,971个，其中乌语学校18,905个，占总数的86％，俄语学校1,001个，占总数的4.6％，其它语言的学校4,067个，占总数9.4％。[〔苏〕库里钦科：《苏联民族关系及其发展》莫斯科1972年版。]但是，到了60年代末期，在乌克兰的两个大城市——哈尔科夫和敖德萨，民族语言学校只分别占总数的4.1％与8.1％。而在一些中、小城市里，例如在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已不再有乌克兰人的学校了。[〔美〕《华盛顿邮报》1969年3月17日《乌克兰追求种族的自尊心》。]根据伊凡·久巴的揭露：“在1958年，即使是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乌克兰语学校的学生人数也只有22,000名，而俄语学校的学生人数是61,000名。”[〔苏〕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83页。]也就是说，乌语学校只占总数30％左右。

这种情况，在人数较少的自治共和国、自治州和民族区里，更为严重。在1958年以前，凡是以单一民族的名称命名的自治共和国里（例如马里自治共和国，鞑靼自治共和国等），大都有本民族语言的中学。但是1958年以后，卡累利阿自治共和国便完全没有了自己民族语言的学校。60年代以后，伏尔加流域的卡尔梅克人，乌德摩尔特人、马里人、楚瓦什人也失去了自已民族的学校。到1972年以后，在俄罗斯联邦境内，除了巴什基尔、鞑靼、图瓦和雅库特人之外，一些中、小[以上为原书第103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民族几乎都没有了本民族语言的学校。

苏修报刊透露说，今天苏联119个民族中，只有66个民族还存有自己民族语言的学校。苏修叛徒集团及其御用文人们还荒谬绝伦地鼓吹说，对于那些已经失去民族语言学校的少数民族来说，“不专门设立本族语言的学校和班级，是比较现实的”，因为“它客观地反映了现实生活中已经发生的苏维埃民族的统一过程的进一步加强，反映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成功。”上述铁一般的事实，确实反映了苏修的民族政策，但它反映的根本不是什么成功，而是苏修民族压迫政策所造成的严重恶果。

苏修叛徒集团把持着教育大权，使它变为维护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统治和进行殖民压迫、实行俄罗斯化的工具。一些高等学校已经变成了精神贵族和上层人物的世袭领地。他们利用职位和特权，甚至不惜采取极其卑劣的行私舞弊和冒名顶替等手段，将新资产阶级分子的子女送到学校里去，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弟，特别是倍受欺凌的非俄罗斯族的子弟，设下一道道高高的栅栏，将他们排斥在高等学校的大门之外。苏修的高等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招生，名曰“全体公民不分种族、民族、性别、宗教、信仰、财产和社会地位，在教育方面一律平等”，[〔苏〕《消息报》1973年4月5日。]但在实际上实行的却是最污浊的民族歧视政策。那些控制教育大权，把持考场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一个个都是最黑心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他们对于非俄罗斯族学生总是给予种种歧视与刁难。一些高等学校的尖端学科，严格限[以上为原书第104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制不准非俄罗斯族青年考入。而且他们规定，每个报考高等学校的学生，必须通过俄罗斯语言和俄罗斯文学两门功课，这就给非俄罗斯族青年增设了更高的栅栏。在相同的情况下，由于非哉罗斯各族人民生活条件更加困苦，再加上语言等等的客观条件，即便在“把分数作为进入高等学校唯一标准”情况下，非俄罗斯青年能够考入高等学校的机会，也远远落后于俄罗斯族。根据苏修官方公布的显然是加以修饰的统计材料，也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例如，1974年每万名居民中的高等学校与中等学校的毕业生，俄罗斯联邦为80人，格鲁吉亚为56人，土库曼为47人，而摩尔达维亚为43人，只及俄罗斯联邦的一半。详见下页表。

上述情况是按加盟共和国统计的，而在各个加盟共和国里除了主要是本族人居住之外，还有其它的民族，如在俄罗斯联邦里，除了俄罗斯人之外，还住有许多非俄罗斯族人，在非俄罗斯共和国里还住有许多俄罗斯人。因此，上表中的数字只能表示一个平均的大概趋势。如果，我们按民族统计的数字来看，非俄罗斯各族人民受教育的水平较比俄罗斯人落后的程度就更严重了。例如根据1970年人口普查材料，每千名10岁以上的居民之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俄罗斯族为45人，乌克兰族为35人，乌兹别克族为24人，塔吉克族只有 21人。同期，在每千名10岁以上居民中的文盲人数，俄罗斯族为203人，乌克兰族为241人，乌兹别克族为308人，塔吉克族为314人。

上述情况讲的还是那些成立加盟共和国的民族，致于那些没有建立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他们受教育的程度就更[以上为原书第105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

为落后。例如，每千名10岁以上的居民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卡尔梅克、阿瓦尔族只有18人，巴什基尔、印古什等族只有15人，库尔德族只有8人，涅涅茨族只有3人，较俄罗斯族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数少10倍。这些民族的文盲人数之多，更是十分惊人。在每千名10岁以上居民中文盲的人数，达尔金族竟高达412人，库尔德族高达504人，涅涅茨族高达684人，较俄罗斯族高两倍半。详见下表：[以上为原书第106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

对于苏修叛徒集团这样摧残和歧视非俄罗斯民族教育，非俄罗斯各族人民都表示强烈不满和反对。阿塞拜疆代表在1966年与1967年两次最高苏维埃代表会议上讲道，“在阿塞拜疆，教师越来越不够。培养师资的问题在共和国很尖锐。到1970年我们将缺少8,000多位教员。”“高等学校的招生[以上为原书第108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额……减少了。”“学校的建设也是个严重的问题。学生名额大大超过交付使用的新校舍的数量。最近几年来，共和国不仅两班制的学校增加了，而且甚至三班轮转学习的学校也在增加。”17名拉脱维亚老党员给外国党的一封信中控诉苏修叛徒集团歧视非俄罗斯民族教育时指出：“拉脱维亚缺乏用于出版拉脱维亚人的著作和学校课本的纸张；然而，俄罗斯作者的著作以及俄语的学校课本却都出版了。”由于“我们共和国还缺少几百吨纸张”，拉脱维亚学校的学生连课本都得不到满足。敖德萨市的一位公民、乌克兰诗人卡拉万茨基，曾对1964～1965年考入敖德萨工艺学校的学生进行了调查，结果证明只有43％是乌克兰人，这个数字根本不能与乌克兰共和国或敖德萨市的乌克兰人口比例相适应。他对在高等教育方面这样歧视非俄罗斯族，曾向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检察官提出控诉，要求依法审判共和国高等和中专教育部长达坚科夫。当然，当权者不会因此受审，而控告者本人却不久就被捕押入监牢之中。

在苏修叛徒集团反动统治下，不仅教育情况如此，非俄罗斯族的文化和卫生医疗事业也都受到压制，都较俄罗斯联邦落后。

从卫生医疗事业来看，每万名居民平均到的医生数，俄罗斯联邦为32.6人，白俄罗斯共和国为28.5人，阿塞拜疆为26.8人，塔吉克只有18.7人，只及俄罗斯联邦的一半。每万名居民平均到的病床数，俄罗斯联邦为118.5个，乌兹别克共和国为100.8个，格鲁吉亚为94.0个，亚美尼亚为87.0个。据苏修报刊透露，在格鲁吉亚，“在许多医院，寄宿学校，保育[以上为原书第109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院和学龄前儿童机构中仍然存在严重的缺点。”“供应单位、采购单位和商业单位对于给保育机构和医院供应食品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对于建立必要的生活条件和卫生条件不够关心，常常中断给医院供应的某些药品。”“有些区的医疗机构没有得到充分的药品和其他防治手段的供应。”[〔苏〕《东方曙光报》1967年6月15日。]在摩尔达维亚的农村，“现有的医生数量只能满足需要量的1/3。”[〔苏〕《消息报》1968年6月28日。]在白俄罗斯共和国，“疾病预防网发展缓慢。大多数企业还没有疾病预防机构。”[〔苏〕《消息报》1968年6月27日。]在中亚细亚各国，由于天气炎热，医疗卫生条件极差，“肠道传染病发病率很高。”[〔苏〕《消息报》1968年6月27日。]至于在哈萨克斯坦，情形更加糟糕。由于迁来大量移民开垦生荒地，人们拥挤在狭窄的工棚里和地洞里，传染病泛滥。“但是，这里没有建设医疗预防机构。”[〔苏〕《消息报》1968年6月27日。]

上述讲的还是建立加盟共和国的地方，至于没有建立自已加盟共和国的少数民族，卫生医疗条件就更差。在莫尔多瓦自治共和国，“给居民配备的病床和医疗干部是不足的，专门医疗救护组织是落后的。”这一点甚至在自治共和国首都萨朗斯克市都是“特别明显。”[〔苏〕《消息报》1968年6月28日。]在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计划拨给我们的保健用款不足。”“在城市里医院和其它医疗机构仍然不足，而在农村尤其缺乏。”[卡尔梅克代表戈罗多维科夫在1965年12月最高苏维埃代表会议的发言。][以上为原书第110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

对于这种严重歧视少数民族卫生事业，连最高苏维埃民族院卫生和社会赡养委员会主席萨利耶夫也不得不承认说，在各个共和国之间医疗卫生干部的分配方面“有严重的缺点”，“在乌克兰、白俄罗斯、哈萨克、乌兹别克、摩尔达维亚和亚美尼亚加盟共和国，医疗机构的建设工作进行得特別坏。”[〔苏〕《消息报》1968年6月27日。]

在文化事业其它方面，对于非俄罗斯族的压制和歧视也是很严重的。以1973年为例，每万名居民平均到的电影放映点，俄罗斯联邦为7个，摩尔达维亚共和国为4.7个，吉尔吉斯为3.4个，亚美尼亚只有2.9个，连俄罗斯联邦的一半都不及。每万名居民平均的俱乐部数，俄罗斯联邦为5.8个，乌克兰共和国为5.3个，格鲁吉亚为4.3个，爱沙尼亚为3.5个，乌兹别克则只有2.7个，较俄罗斯联邦低一半多。伊凡·久巴揭露：“乌克兰戏院明显地在走下坡路。尽管在基辅和敖德萨有两个电影制片厂，但是乌克兰电影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基辅和敖德萨两个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不是坏得使人不能相信，就是（除了极少数以外）根本不是乌克兰电影。”[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52页。]

再从报刊发行情况来看，1973年按人口平均的图书发行量，俄罗斯联邦为9.3册，乌克兰共和国为2.9册，土库曼共和国为2.2册，哈萨克共和国则只有1.6册，较俄罗斯联邦低80％。同年，按人口平均的报纸发行量，俄罗斯联邦为193.2份，乌克兰共和国为86.9份，塔吉克为65.8份，乌兹别克则只有60.5份，只及俄罗斯联邦的30％左右。至于许多居住[以上为原书第111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在本共和国以外的一些民族和只建立自治州与民族区的少数民族，则根本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民族出版事业。例如，“住在苏联的350万犹太人只有一家报纸和一家杂志是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出版的，而这只是在他们的自治区内。”[拉脱维亚17名老党员给外国党的信。]在俄罗斯

[以上为原书第112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联邦的库尔斯克、沃龙涅什、库班、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的许多区域里，早已形成乌克兰人定居的固定地区，在哈萨克生荒地开垦区有数以万计的乌克兰人，“但没有一张当地出版的报纸，没有一本当地出版的书籍”[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201页。]。各加盟共和国的文化、卫生事业的详细情况见上页表。

㈢篡改、阉割和歪曲历史，扼杀民族意识

斯大林指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斯大林全集》第11卷第286页）苏修叛徒集团为了同化以至于最后消灭各非俄罗斯民族的罪恶目的，不仅用强制推行俄语来压制民族语言，用移民和改变领土疆域来破坏非俄罗斯民族的共同地域，用种种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条文和法令来摧残民族文化和民族特点，而且更毒辣的是，对于形成民族的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民族文化特点的历史，进行恶意的粗暴的篡改和歪曲，不准出版和发行正确阐述民族历史的书刊和文章，残酷地镇压和迫害真实地阐述民族历史的人，扼杀民族意识，使非俄罗斯民族人民逐渐地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遗产一无所知。

在乌克兰，许多著名的乌克兰历史学家的著作根本得不到出版，甚至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期有关民族政治斗争[以上为原书第113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的文献和联共（布）有关民族问题的一些决议也不能再版。乌克兰出版界刚刚破除禁例，立刻遭到了赫鲁晓夫的指责：“一些书报，杂志的文章，乌克兰个别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的口头发言，都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错误和曲解，存在着恢复历史学家格鲁谢夫斯基及其“学派”的资产阶级民主含义概念的企图。”[《赫鲁晓夫言论》第2集第126—127页。]

对于稍微真实一点地阐述民族历史和抒发民族感情的书报和作者与出版者，立即进行围剿与迫害，甚至地位很高的人也难幸免。乌克兰作家协会第一书记岗察尔写了一部长篇小说《大教堂》，书中赞扬了乌克兰的历史文化和民族遗产，立即遭到围攻，报刊上点名批判，被指责为“套上狭隘的民族主义枷锁”，“把本民族特点作为一种优越性一味加以强调，”“夸大和吹嘘本民族的古迹”，等等。一位作家由于在早些时候写了一篇赞誉这部小说的评论文章，被开除出党，撤销职务。还有一个记者因为挺身而出撰文反驳攻击岗察尔的文章，也遭到了相同的命运。至于岗察尔本人，虽经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列斯特一再袒护，但终于在1971年9月，被撤销了乌克兰作协第一书记的职务。其他的人因为阐述民族历史和文化而遭受迫害的更是不计其数。外电报道：“在苏联警察最近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镇压中，成百名知识分子受到严格审查。大部分人的罪名是，编述非苏联的乌克兰历史书，或者是写了歌颂乌克兰历史的文章。”[〔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70年1月20日。]

谢列斯特本人，也因为写了《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以上为原书第114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在报刊上受到点名批判，指责这本书“过多地渲染了过去的乌克兰”，“激起民族主义的幻想和偏见，激起民族局限性和妄自尊大”，“脱离苏联历史”来说乌克兰历史，把乌克兰的经济成就同苏联的整个发展“隔绝开来”，只强调乌克兰共和国的“经济自给自足”等等。并且在乌克兰多次召开党的会议和积极分子会议上，专门对这本书进行批判，最后把它作为谢列斯特的“罪行”之一，撤销了他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今天在苏联，民族历史的研究和出版成了禁域，除非由苏修叛徒集团及其所豢养的御用学者、反动文人宫修国定之外，任何人都不得擅自涉猎；否则，一切迫害都会压到你的头上来。赫鲁晓夫曾经警告乌克兰的一位“使者”说：“不要碰这个问题，你会碰断脊梁骨的。”[引自伊凡·久巴，《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第375页。]

在格鲁吉亚，70年代初曾经先后出版了一些阐述格鲁吉亚历史和民族文化的书籍与文章，例如格鲁吉亚民族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西达莫尼泽编写的《1917—1921年格鲁吉亚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史》、历史学家梅纳布克的《格鲁吉亚民族国家体制发展的几个问题》、作家德日帕里和班吉拉泽在《格鲁吉亚文学》杂志上发表的两篇赞颂格鲁吉亚女皇塔玛拉的文章，以及马列主义研究院格鲁吉亚分院编写的《格鲁吉亚共产党历史概要》等等。苏修当局立即发动大规模的文化围剿。先是由苏修党中央作出关于格鲁吉亚问题的决议，强调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同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种种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接着，把进行“反击斗争”不力的格[以上为原书第115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鲁吉亚党中央第一书记姆日阿瓦纳泽、格共中央宣传书记淡哈卡雅和第比利斯市委第一书记洛拉什维利撤了职，对于这些著作的作者、出版者和研究单位与审查单位负责人都给予严厉的处分，其中包括：格鲁吉亚共和国出版委员会主席、电影委员会主席，马列主义研究院格鲁吉亚分院院长、格鲁吉亚党报《东方曙光报》主编、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历史考古研究所、民族研究所和作家协会的负责人等，都因此撤了职。同时，还发动全国报刊对这些著作进行“毁灭性的批判”。把对民族历史、民族生活、民族尊严、民族荣誉最普通的客观阐述，都扣上“狭隘民族性”、“地方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把过去理想化”、“同民族的传统友谊、相互谅解和相互尊重相对立”等等的帽子。而且还召开了格鲁吉亚各级党组织的积极分子会议，专门讨论了如何“把加强同俄罗斯民族的友谊放在重要地位”的问题。

在残酷地镇压真实阐述民族历史的人的同时，苏修叛徒集团又用种种卑劣的手法，肆意篡改、阉割与歪曲民族历史，用一些从大俄罗斯沙文主义泥潭中扒掘出来的谎话，编造理想化的“共同祖国的历史”，实际上是现代版本的俄罗斯帝国和现代沙皇俄国的历史，以此来进行所谓“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教育，“共产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民族联邦爱国感”教育，“共同祖国和一家人的感情”的教育。

苏修叛徒集团篡改、阉割与歪曲历史的手法，是十分狡猾然而又很愚蠢，十分机伶然而又很粗暴，十分巧妙然而又很拙劣，十分虚伪然而又很放肆，他们用今天的卑鄙来掩盖昨天的卑鄙，用编造的历史神话来粉饰和注解今天的侵略和镇压的[以上为原书第116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罪恶行为。

第一，把对民族地区的武力征服和疯狂侵略歪曲为“自愿合并”和“自愿结盟”。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曾经在许多著作中明确地指出，在俄国占优势的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俄国是个贪得无厌的侵略者。几百年来，沙皇俄国从它毗邻的国家和民族的手里掠取了大量的土地，这里除了赤裸裸的武力侵占，就是讹诈、欺骗和玩弄阴谋，根本没有什么“自愿合并”和“自愿结盟”。恩格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这里根本谈不到使冠有俄罗斯名字的各个分散的亲属部落重新合并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对别国领土的赤裸裸的强力的掠夺，是明白的抢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4页）

苏修叛徒集团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歪曲历史客观事实，把沙皇俄国对边疆的国家和民族的侵略和征服，硬说成是对这些民族的解放，这些国家和地区是“自愿合并”于俄罗斯帝国的。例如，沙皇俄国派几十万军队，极其野蛮地征服了哈萨克斯坦和中央亚细亚的各个汗国，残酷地镇压了那里的各个部落和民族，这是火和剑刻的历史，永远也不会从中亚人民对他们悲惨的命运的回忆中抹杀掉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深刻地揭露沙皇俄国对中亚的侵略行为说：“只要注意一下年月日，就会发现帕麦斯顿勋爵的行动与俄国对中亚细亚的侵略之间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第673页注）今天苏修叛徒集团公开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论述，明目张胆地歪曲历史事实，硬是信口雌黄地胡说：“吉尔吉斯自愿加入俄国。”[赫鲁晓夫1961年8月16日在吉尔吉斯的讲话。]“十[以上为原书第117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九世纪上半叶基本上完成了哈萨克自愿归并俄国的过程。”[ 〔苏〕达秋克主编《苏联历史》莫斯科1960年版第192页。]“伊朗军队不止一次的进攻，封建内讧，促使个别土库曼部落寻求俄国的保护。到十九世纪中叶，大部分滨里海的土库曼人都自愿接受了俄国国籍。”[ 《苏联小百科全书》莫斯科1960年版第9卷第590页。]

对于外高加索各国的情况也是这样。历史的事实是，俄国沙皇利用俄土战争后的有利形势，明火执仗地把军队开进外高加索地区去抢掠那里的丰富宝藏，又用阴谋收买等肮脏手段挑起部族纠纷，然后他趁火打劫霸占了这些民族的领土。列宁指出，“最近俄国又恢复了它过去那种策划暴动的政策，也就是说，它又利用它的阿尔明尼亚人充当代理人，在土耳其一些地区煽起暴动。”（《列宁全集》第39卷第762页）当时，一个深知底细的人在《论征服格鲁吉亚、伊梅里希亚和奥迪希及其所有邻近民族的利弊》这篇文章中，曾经毫不隐讳地道出了俄国军队是怎样和抱着什么样动机进占外高加索地区的，他写道：“最先大力主张占领格鲁吉亚的是普希金伯爵的建议，他出于野心，也许是出于对祖国的热忱，认为完成这一事业就完成了他个人的愿望，也有助于他为国家效劳的愿望。”征服外高加索的动机是“兼并盛产金属、谷物和牲畜……的一块领土。”[〔苏〕《莫斯科大学帝国历史和古罗斯史学会讲义》莫斯科大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87页。]

但是今天苏修叛徒集团出于推行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需要，歪曲历史，颠倒黑白，胡说外高加索“自愿合并”于俄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先进的人们开始懂得了这些[以上为原书第118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国家归并于当时处于欧洲先进列强行列的俄国的历史必要性。”[〔苏〕《阿塞拜疆共和国》莫斯科1958年版第11页。]“阿塞拜疆先进人物都拥护归并俄国。1803—1805年，卡拉巴赫汗国，谢金汗国以和平方式归并俄国。”[《苏联大百科全书》莫斯科1969年版第252页。]“南高加素之所以能这样迅速地并入俄国，是因为在实行合并的时候，当地广大居民阶层对俄国抱有友好的态度。而封建主也没有大加反对。”“俄国军队进入这些地区并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苏〕《世界通史》莫斯科1959年版第6卷第117页。]

关于摩尔达维亚的神话编得更加离奇，竟然说是“摩尔达维亚向沙皇俄国提出了许多申请书，要求接纳她加入俄国国籍。”[〔苏〕《历史问题》杂志1967年第2期第22页。]难道世界上真有这种多少次心甘情愿开门揖盗的民族吗？马克思当时就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俄国沙皇的阴谋说：“一八二八年五月七日，五万俄国人入侵莫尔达瓦—瓦拉几亚。”（《关于罗马尼亚人的札记》布加勒斯特1964年版第82页）

除此之外，象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阿斯特拉汗国、巴什基尔、巴尔卡尔、卡巴尔达等国，在苏修叛徒集团用荒诞无稽的谎言编写的历史书中，无一不是“自愿”地归并俄国，甚至被伊凡雷帝杀掠一空的喀山汗国，也被说成是“自愿合并”，还搞什么纪念喀山“自愿合并”450周年庆祝活动，那末，余下的还有哪一个民族是被沙皇俄国用武力征服的呢？这种丧心病狂地歪曲历史、用弥天大谎愚弄人民的作法，只能说明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是极端的反动腐朽，他们的内部极端虚弱，已经堕落到只能靠谎言过日子的地步。[以上为原书第119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

第二，宣传苏联境内各民族，特别是斯拉夫各民族之间有“共同的血缘”和“不可分割的共同的祖国”，不承认这些民族是一个独立的民族。

实际上，这亦不是什么新鲜的货色，从俄国保皇党、地主黑帮到孟什维克，没有一个不曾推销过这种反动观点。斯大林抨击这种反动观点时，嘲笑它是从帝国愚人城的道德沦亡的无底泥潭中冒出来的历史诡辩学。斯大林说：“我接到一张条子，上面说我们共产党员似乎在人为地培植白俄罗斯民族。这是不对的，因为白俄罗斯民族存在着，它有和俄罗斯语言不同的语言，因此，只有使用白俄罗斯本族的语言，才能提高白俄罗斯人民的文化。大约五年前，关于乌克兰，关于乌克兰民族，也有人说过同样的话。就在不久以前还有人说，乌克兰共和国和乌克兰民族是德国人臆造出来的。可是很明显，乌克兰民族存在着，发展它的文化是共产党员的义务。违背历史是不行的。”（《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38—39页）

今天苏修叛徒集团也学着地主黑帮和孟什维克的腔调，大谈斯拉夫民族之间有共同起源和共同的“血缘关系”，并要求在人民中间灌输这种“共同血缘关系”的“博爱”感情。他们宣扬什么，历史事实“无可争辩地证明了基辅罗斯是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兄弟民族的摇篮，证明居住在基辅公国领土上的民族是由共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结合起来的，它们有统一的文化。”[〔苏〕维尔内克：《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55年中译本第2、 10页。]依此，他们又进一步编造谎言说，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不是一个独立的民族概念，只[以上为原书第120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是俄罗斯人的变种，乌克兰、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是臆造的民族概念，现实中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民族，等等。苏联一个历史学家季莫中科说：“白俄罗斯不是俄罗斯帝国的殖民附属国。”“白俄罗斯的省份，在法律地位上和邻近的其他俄罗斯省份没有任何区别。”[〔苏〕《苏联历史》杂志1965年第1期第40、50页。]对于摩尔达维亚民族，苏修叛徒集团不称他们是瓦拉几亚人，或达克—罗马尼亚人，而学着老沙皇的腔调说，摩尔达维亚人“只是略变的俄罗斯人”，“一些斯拉夫部落也参与其形成”，等等。

苏修新沙皇这种殖民主义者的狡黠诡辩，与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和德国法西斯完全是一个腔调。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在高唱日满同文同种、共存共荣的田园诗中，疯狂侵略中国，对与他同文同种的中国人民进行血腥的镇压和野蛮的屠杀。纳粹德国也是高喊与捷克人有亲密的血缘关系的同时，赤裸裸地用武力侵占了捷克斯洛伐克。

第三，苏修叛徒集团把沙皇俄国对非俄罗斯民族的侵略，说成是帮助被压迫民族“解除了苦难”，“传播了文明”，“促进了生产”。

恩格斯早就深刻地指出：“沙皇政府每次掠夺领土，使用暴力，进行压迫，都是拿开明、自由主义、解放各族人民作为幌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6页）苏修叛徒集团违 背历史，背叛马克思主义，把沙皇俄国用火和剑、饥饿和皮鞭所造成的“各族人民的监狱”，说成是各族人民的“天堂”，他们妄图以此来麻痹广大群众，使各族人民忘记他们悲惨的过去和悲[以上为原书第121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惨的今天。

赫鲁晓夫1964年在中亚细亚几个加盟共和国首都发表演说时，不断地强调两点：一是俄罗斯帝国吞并各个民族地区给这些民族带来了和平和安宁，结束了内部纷争和封建割据的状态，使这些民族得到了解放；二是俄罗斯帝国给这些民族带来了高度的文化，由此进一步得出结论说，俄国侵占这些国家和民族，不论采取什么方式，对这些民族实行何种迫害，“在历史上也是进步的”，“都具有客观进步意义。”一部苏修的官方史书写得更加露骨：“尽管沙皇政府采取殖民政策，可是中央亚细亚的归入俄国版图，却对乌兹别克人、土库曼人、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卡拉卡尔帕克人及其他民族的历史命运发生积极的影响，在客观上产生了进步的结果”。[〔苏〕《世界通史》莫斯科1959年版第671页。]

赫鲁晓夫之流这套歪曲历史的鬼话，与历史上一切新老殖民主义者完全是一个腔调。俄国的沙皇，从伊凡三世到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哪一次出兵侵略，不是说当地人把他们请去的，不是说为了解放那里受苦受难的人民。叶卡捷琳娜女皇废除乌克兰地方自治，把乌克兰置于她的管辖之下，说成是为了解放乌克兰“人民，……把他们从许多小暴君折磨下解放出来。”“为了使小俄罗斯（即乌克兰）人民在沙皇陛下面前都享有平等的自由。”[索洛维约夫：《历史》莫斯科版第13卷第200、347页。]胡说什么沙皇亚历山大三次镇压波兰的革命，最后与西欧列强瓜分了波兰，也完全是在波兰人自己要求下进行的。还公然胡说这样做的目的也完全是为了解放波兰人民，是“一个纯粹的解放行动”，“就是把波兰人从他[以上为原书第122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们自己内心的虚伪中解放出来。”[《阿克萨科夫全集》1886年莫斯科版第3卷第382页。]

至于说到沙皇俄国给各民族地区带来了文化，传播了文明，更是十分荒谬的帝国主义强盗的逻辑。列宁曾经指出：在沙皇俄国，“‘异族’边疆地区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和一般文化水平，往往高于国家的中部地区。”（《列宁全集》第20卷第408页）在十九世纪以前，波兰、芬兰、乌克兰、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人的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一般都比俄罗斯人高，至于中亚细亚和外高加索等民族都是古老文明的国家，他们在俄罗斯还没建国以前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就已经有了文字。而历史文明发达较晚的俄罗斯又怎么能把文化带给这些民族呢：俄罗斯有95％的人不享有文化，而它却能把自己民族没曾享有的文化赐给被征服的民族，这岂非咄咄怪事！无怪乎一个格鲁吉亚人对一个外国记者愤慨不平地说：“当我们已经会腌咸肉，俄国人还住在树上呢！而他们却叫我们讲，俄罗斯文化为发展格鲁吉亚文化奠定基础。”

苏修新沙皇还一再宣扬，俄罗斯帝国无论侵占到哪里，那里的生产就得到发展，经济就得到繁荣。他们胡说什么在沙俄侵占整个拉脱维亚以后，拉脱维亚就“得到了发展自己经济的良好条件。”“爱沙尼亚并入俄国，在爱沙尼亚民族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促进了国家生产力的增长。”[〔苏〕《苏联小百科全书》莫斯科1959年版第5卷374页、第10卷992页。]“重新合并于俄国对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具有巨大的积极意义……城市[以上为原书第123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手工业增长了，出现了工场手工业。”[〔苏〕达秋克主编：《苏联历史》莫斯科1970年版第1卷第104页。]一派胡言乱语，完全是宣扬帝国主义侵略有理论。这些话我们已经听得够多的了。当年英、美老牌帝国主义不是一面对殖民地进行侵略和压榨，一面高喊我们给你们带来了欧洲文明，带来了工业进步，带来了经济繁荣吗？

事实上，沙皇俄国对边疆异族的侵略，很快使这些地区经济停滞衰退，变成了贫困落后的殖民地。正如斯大林所指出那样：“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力图使边疆地区变成受工业发达的中部地区剥削的纯原料产地。”（《斯大林全集》第5卷第154页）

第四，夸大“伟大俄罗斯民族”的作用，为俄罗斯帝国“恢复名誉”，替侵略者、刽子手及其帮凶们涂脂抹粉。

斯大林曾经指出：“在过去的时代，在我们国家里，掌握政权的是沙皇、资本家、地主，当时政府的政策是在于使一个民族—俄罗斯民族一一成为统治的民族，而使一切其他民族成为隶属的、被压迫的民族。这是一种残暴的豺狼般的政策。”（斯大林：《苏联各族人民的友好是一个巨大而重要的成就》引自《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324页）今天在苏联掌握政权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同样在推行这种残暴的豺狼般的政策。他们为了永远地把非俄罗斯各族打入隶属的、被奴役的地位，便制造种种舆论，竭力夸大“伟大俄罗斯民族”的作用。当然，他们对于广大俄罗斯劳动人民并不会有什么偏爱，而大肆宣扬“伟大的俄罗斯民族”的作用，无非是宣扬[以上为原书第124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俄罗斯统治者的作用，宣扬他们自己的作用，为他们的倒行逆施编造骗人的谎话。

为了这个目的，在苏修报刊上到处充斥着诸如“俄罗斯民族是领导者”、“是老大哥”、“是伟大的母亲”，“俄罗斯人在周围各族人民中负有特殊作用和使命”，而对其他各个民族则称为伟大的俄罗斯的儿子和小兄弟，他们只有在俄罗斯的无私援助下才能摆脱异族的压迫，捍卫民族的生存和取得经济繁荣与文化昌盛的伟大胜利等等。有的下流文人甚至在刊物上公开编造神话说：俄罗斯是斯拉夫各族人民中间早就享有盛名的“伊凡爷爷”，他善良、勇猛、强壮，各个民族都象盼星星、盼月亮似地盼望他前来解放自己的小亲戚。[〔苏〕《南部和西部斯拉夫人史纲》列宁格勒1957年版第76页。]然而，这种比《天方夜谭》更加荒诞无稽的神话却被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流先后在国内国外厚颜无耻地高谈阔论着，不遗余力地鼓吹着。赫鲁晓夫在1963年国外访问时不怀好意地吹嘘说：“在我们的时代······斯拉夫民族的团结更具有了积极的、进步的意义。”

苏修叛徒集团就是靠编造这些离奇的神话和无耻的谰言，为他们对外推行侵略扩张政策、对内残酷镇压各族人民大搞俄罗斯沙文主义制造反革命舆论。

他们为了适应当前的政治需要，又竭力为俄罗斯帝国恢复名誉，把一本血淋淋的侵略史说成是“伟大的不分割的共同祖国”的发展史，把沙皇俄国对外赤裸裸的武装侵略，说成是“军事荣誉”；把它对外采取的阴谋、讹诈，说成是“外交的辉[以上为原书第125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煌成就”，“俄罗斯外交的伟大传统”。对于残酷统治各族人民的沙皇和他的将军们，从伊凡雷帝到穆拉维约夫伯爵，从叶卡捷琳娜二世到哈巴罗夫将军，一律摘掉他们头上戴着的暴君、大棒、魔王、刽子手、侵略急先锋和殖民主义者的帽子，统统给奉上“解放者”、“俄罗斯农民的代表”、“新土地发现者”、“俄国探险家”、“开拓者”和“航海家”的桂冠。请看他们是怎样恭维那些侵掠我国神圣领土的刽子手和野心家吧：“伊凡·莫斯克维京和瓦西里·波雅科夫、叶罗菲·哈巴罗夫和谢苗·杰日涅夫、弗拉基米尔·阿特拉索夫和阿列克塞·奇里科夫、维图斯·别林格和斯捷潘·克拉舍宁科夫这些新土地发现者和航海家，以及其他许多杰出的俄国探险家和开拓者的名字，已经永远记载在远东城市、海湾、海峡、岛屿、河流和山脉的命名中了。”[〔苏〕《武装力量共产党人》杂志1971年第19期齐缅科夫的文章。]

与这些无耻的吹捧相反，他们却竭力在贬低俄国境内各个民族对于沙皇统治进行英勇反抗斗争的意义。对于革命导师和苏联革命时期许多著作中称颂为反抗斗争领袖，农民起义英雄和伟大的民主主义者的历史人物，苏修叛徒集团却污蔑为“企图倒转历史车轮的反动人物”。例如，被马克思称为“民主主义者”的沙米尔（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85页），在十月革命后许多革命著作中都被作为高加索山地各族人民反对沙俄殖民政策的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来歌颂。可是今天，苏修当局国定的历史书中，却把沙米尔说成是“土耳其及英国的好细”，“沙米尔所领导的山民运动并非民族解放的民主运[以上为原书第126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动，而是受英国资本主义及土耳其苏丹所利用的反动的民族主义运动。它是违反山民的真正民族利益的。”[〔苏〕潘克拉托娃主编：《苏联历史》莫斯科1955年中文版第185—187页。]

苏修叛徒集团就是这样肆无忌惮地篡改、阉割和歪曲苏联历史。他们用强盗的逻辑编造出种种离奇的神话，其目的就是在向苏联人民灌输这种精神，即昨天的俄罗斯帝国和今天的俄罗斯帝国的存在都是合理的，昨天的俄国农奴和今天被剥削得一无所有的雇佣奴隶，尽管受着种种压迫，生活在“不可分割的共同祖国”的“天堂”（实际是各族人民的地狱）里还是幸福的，围绕在“伊凡爷爷”的身边，精神上还是可以感到自豪的。苏修叛徒集团用肮脏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的皮靴，野兽一般地践踏和蹂躏非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就是要把仍然燃烧在各族人民心头的民族觉醒、民族意识、民族感情给彻底扑灭，使各族人民忘掉自己的民族历史、民族文化和民族独立解放的要求，永远生活在俄罗斯化的毒气之中，永远匍匐在苏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皮鞭之下。[以上为原书第127页。该注释为引用者添加。]

（引用完）